预审、逮捕、审判
到K字楼住定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相”。这是拘押犯人之后必不可少的程序，为判刑之后验明正身时使用，免得被人调包。调包的事儿，在监狱屡有发生，直至今日，仍有传闻。最有名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判死刑的汉奸（正名应称“满奸”）川岛芳子（金璧辉），报纸报道了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死刑的过程。然而当时就有怀疑被调包，1980年代经过专家的细心考证，确定行刑时川岛芳子被调包，他们甚至找到并查验了被处死刑的妇女的骨骼。确证这是一个有过生育历史的农村劳动妇女的骨骼，而川岛芳子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说明死者是顶替的，川岛芳子得以逃脱。
这里的预审人员很实际，一开始就说：“王学泰，我们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五十六块钱。”的确如此，在审讯时，他也没有多开渠道。因为我的事儿就是几句话，“话”这个东西，说过之后，无影无形，当时也没有录音，人的记忆也不那么可靠。如果他有意扩展，这种事儿是没完没了的。
如果就以言治罪的时代而言，我有个致命的弱点：我说过的话，不管对错，哪怕只与一个人说过，人们问起来，假如我还记得，也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承认，很难紧咬牙关，死不认账。如果真没有承认，事过之后，内心总觉得有些不安和亏欠。“文革”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是食言而肥，甚至能够当时说的，马上就矢口否认，用号里犯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提上裤子就不认账”，这也是能耐。我真是做不到这一点，几十年连续倒霉，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虽然因为言论问题倒过多次霉，可是爱说的习惯总难彻底改掉。只能在单位和大庭广众下说话谨慎一些，而在朋友，特别是多年的老同学、老伙伴之间真是不能做到一句真话没有。我的事情就出在一个老同学身上。
预审员也是抓住他认为的“要害问题”———攻击江青。其中介就是《推背图》，正是由此而引发对江青的批评的。我也理解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自从林彪倒台之后，虽然公开的政治排位，江青位在七八之间，但在政治现实中除了毛主席外，她自然就成了第二个不能批评议论的人物。我也知道，只要说到江青，不论说好还是说坏，都可能成为罪状。理解这一点，我本能地回避，只能说记不清了。预审员穷追不舍，他拿出《推背图》 第四十二象的图片，那个怀抱琵琶、“此时混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的女子，就在眼前。预审员直逼着我的双眼说：“记不记得这张图了？”我只得承认记得。他紧接着说：“好。既然你记得这张图，说说它的来历吧。”我只好叙述得到这本书的过程和用途。“好。你说的这些都是正当的。如果你与《推背图》的关系仅限于此，我们也不会找你了。关键是你把这本书借给章某，以及你借给章某书时与章某说了些什么？”我当时觉得这位预审员还算通情达理，但从他的话中我也直觉到“议论江青的任何话都是犯罪”。然而，我思想深处还是存着侥幸，总觉得尽管我与章某谈论过江青，但并没有扩散，这哪能算犯罪呢？预审员：“你想不起来，不要紧，我给你提个醒。你与章说，那个女子像谁？”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假装糊涂了，只好承认。承认了我们私下的不当的议论。
按说私下的议论，不管对不对，影响也就在二人之间，当时我不觉得这是严重的罪行。现代文明社会没有据此治罪的，只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才有因言治罪的。然而，历代还没有法律规定不许臣民非议皇后、嫔妃与大臣的。古往今来也没有臣民因为议论嫔妃而入罪（如果事涉宫廷内部争斗除外）的。法律上更没有“指斥凤辇”罪。我承认议论了江青，使预审员松了一口气。但他认为我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毫无认识。
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你轻松地说：‘我们不应该私下议论江青。’这是私下议论？这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还有没有区别呢？”他回答很干脆：“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此时我还有些幻想，希望邓小平主政，对于极左路线有所抵制、削弱。没想到正因为邓搞整顿、力图清除“文革”中的一些极端做法而遭到“四人帮”等的排挤和打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势汹汹，不久激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许多中国人耐受不住了，爆发了轰动一时、长存青史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左右矛盾的激化，使我感到前景黯然。
“四五”之后，北京实施了大镇压、大逮捕。K字楼突然兴隆起来，来了大批的年轻人。本来K 字楼的许多监号不能满员（每号满员是十六人），还有空号。这时大多监号都塞到二十人，甚至二十二人、二十四人，非常挤，只能侧着身睡，睡觉翻身也要一起翻。此时“放风”停止了，伙食质量也直线下降。
1976年“五一”之后的宽严大会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人，所谓罪行，是誓死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拒不认罪，在监狱中哀悼蒋介石之死，以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个是给党中央写了大量的反革命信件，被审讯一百余次，拒不交代，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全监惶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