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步桥的K字楼如今仅剩下半壁墙和一个墙角的岗楼
《监狱琐记》是我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王学泰先生的一本回忆录，真实记述了他在1975年3月-1978年10月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的所见所闻。该书展现了那个荒谬年代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
半步桥边K字楼
摩托三轮进了广安门，又向东南驰去，在一座大铁门前，它戛然而止。此时铁门仿佛大舞台的幕布徐徐开启，小摩托徐徐而进，后面的铁幕又徐徐降落，从外面看，这个甲壳虫似的小车被吞噬了。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处和看守所。
看守所与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盖的第一模范监狱相邻，监狱的大门向自新路开，看守所大门向半步桥开。不过自新路是清末盖了第一模范监狱后，新开辟的一条路（原来这里都是农田、坟地），自新路是因监狱而得名；而半步桥则是老名字了，据说明朝时就有了，大约是因有此路名而建此设施吧。1980年代，有一次我到上海出差，住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招待所，与何满子先生聊天。他也数次倒霉，坐过数个监狱。他对我说:“很怪，为什么监狱老临桥而设呢？上海是提篮桥，南京是老虎桥、娃娃桥，杭州是六渡桥。”我补充说“北京是半步桥”。“半步桥”，有深意焉，人间、地狱（鲁迅曾说，中国的旧式监狱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不但禁锢人犯，而且又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仅半步而已。
半步桥在北京南城西南角，过去北京水多，南城地势低洼，水聚尤多，所以桥也多。再向西南就是北京西南角的右安门和城外的护城河了。当时公安局预审处负责最后结案，从这里移送北京市中级法院，准备判决。各个分局履行了逮捕手续的犯人也要到这里来结案，然后打回分局，由分局移送各区县法院判决。这里的代号是402（信箱号码），犯人俗称K字楼（这里关押犯人的主建筑）。关于“K字楼”，诗人聂绀弩有诗云：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
本来寒士切盼得到广厦千间的庇护，而“文革”期间许多有些向往与追求的读书人却无缘无故被收进了看守所的K字楼，何其荒诞！然而，“天地古今”需要诗歌形容与“刻划”；而眼前“乾坤昼夜”却像在酒海之中昏昏沉沉、飘浮不定。现在K字楼拆了，但有了聂翁的这首诗，K 字楼之名也就可以传世了。
半步桥看守所关押犯人的处所主要有三处，主建筑是K 字楼，其监室多，功能齐全，超出其他两处数倍，乃至十数倍，虽然说不上“广厦千间”，但“百间”总是有的，可以住上千个“寒士”。
K字楼，是钢筋水泥建筑，呈K字形。中间是大厅，四只腿是筒道，大楼三层，共有十二个筒道。1970年代各筒的安排大体是：一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二筒、四筒关押外国人或特殊犯人； 以上三个筒大多是单人牢房。三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称病号筒。五至十二筒关押的都是男犯人。我在二层的五筒中的几个号里待过，聂绀弩先生1966年冬至次年秋住九筒一号。
五角楼，俗称“王八楼”。它是个红砖建筑物，是关押女犯的。共有两层，每层有五个筒道，共十个筒道，排号接着K 字楼，是十三筒至二十二筒。“文革”中著名导演孙维世和杨宪益先生夫人戴乃迭女士曾关押在此。
死刑小号院。这里有两个筒，排号为二十三筒、二十四筒。为死刑筒，俗称“枪号”。有的老犯人说，这里的平房原来是关押“高饶事件”中的饶漱石的。一人一个小院，挺清静的。“文革”起来后，把饶漱石转移了，这里才改造为死刑筒，成了令人恐惧的地方。遇罗克、沈元等都是从这里拉出去枪毙的。张郎郎有《宁静的地平线》详记其事。张郎郎是极少的活着走出死刑筒的犯人。这两个筒1975年被拆，在这里建起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死刑待决的都被分到“K字楼”、“王八楼”相应的各筒，监管人员对他们说，把你们提到大号，有不死的希望了，要好好表现。这些戴着沉重的死镣、死铐的待决犯分到各筒，在放茅（上厕所）和放风的时候，他们沉重的铁镣在“K字楼”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响，仿佛在过坦克车。
看守所本来应该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也就是实施了逮捕（签了逮捕证）以后，法院尚未判决的犯人。可是“文革”当中是“无法无天”的，这儿关押的有已经判刑的（我就见过好几位）、但当局认为不宜送到普通监狱与大量犯人接触的人犯。听说反右时期著名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后被判十五年，就没去劳改场，而在看守所服刑。1976年，我被判十三年后调到关押已判刑号里，遇到号称“苏修第一特务”的谭自强，他被判二十年，也没去劳改场，就押在这里。他的妻子（苏联人）判十五年，关押在“王八楼”。更多的是以拘代判，有的连逮捕手续都没有履行，甚至没有拘留手续，就在这里关押着，有的一押就是三四年，我见过有押十来年的。粉碎“四人帮”后，批判这种做法时叫“以拘代押”或“以拘代判”，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文革”中，“K字楼”一度非常兴隆，迎来了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高官显宦，连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大和尚也在这里关了八年。狱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巨赞法师的自述：“‘文革’开始时，我做梦，梦见我在上山时，突然山上有八块巨石滚下，我紧躲慢躲，才脱过挨砸的命运，大约我要坐八年监狱罢。”后来果然是八年期满，赵朴初把他接回佛教协会。和尚没有家室，被羁押时，都是赵朴初给他送东西。另外如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也在这里待过几年。黄苗子有诗云：“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就是指杨宪益博士“忽于半夜大醉之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酒气熏天，使同牢弟兄，馋羡不已”的故事。其他如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叶帅亲属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演唱家刘秉义、作家诗人聂绀弩，还有前面提到的郁风、孙维世等都曾聚集在这里，可以说是才俊云集，极一时之盛。聂翁还有一首诗记录“K字楼”的盛况：
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刘玄德岂池中物，庞士元非百里才。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
这哪里像监狱，简直像开Party 一样，各路英杰才俊，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首诗是赠给老朋友梅洛的，题为《赠老梅》。梅洛曾是国家物资总局科教局长。这些老一代知识人，口无遮拦。在“天下祸多从口出”的时候，进K字楼一趟，就不可避免，“号间门偶向人开”是极其自然的。当然“K字楼”不像聂翁写的那样美———“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首先这里的吃，量太少，质太糟。特别是聂翁进K 字楼的1960年末，那时粮食八两，伙食费六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长期处在饥饿状态，饥饿是坐监狱最大的困扰。听说这里的定量是解放初由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助理制定、局长批准的，“文革”中这位“局长助理”也进了K字楼，此时，他才感受到伙食标准太低了。聂翁笔下的“杂花生树”，大约指的是朋友多了，可以互相安慰。“老梅”也应该是这些杂花中的一株，“报信梅”来了，这是否预示着将有更多的朋友莅临呢？大约只有聂翁他们那一伙才知道。
我是1975年到这里的，“文革”之初乱抓乱捕的情况已有扭转，老干部大多被释放，有的还被“落实政策”了。也有少数被判刑的，甚至被判重刑的，像聂翁就以七十高龄被判无期徒刑，被押到山西服刑。我到K字楼，大有冀北空群之感。
在看守所时，常听一个老看守（大家称他“老队长”）说的一句话，“我们这里与前几年不同了，那时大批地来，大批地走，日夜不停。现在都已经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了。”此时的犯人大多是“一打三反”运动中出事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