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中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他在回忆文章《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中说：“潘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这是已经写出来的。笔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还听他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既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记述此事时还说了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任嘉尧在《故旧忆唐纳》中也谈及此事，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称，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证诸与江青熟识的郑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过，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以避江青之祸来解读唐纳出国之举，无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确的，但现今看来过于简单化，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历练，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1958年2月病故。虽说他在工作上曾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显然与江青无关。又如，导演章泯后来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有《回忆三十年代初期的苏州革命斗争》一文，回顾了同学少年时期与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对于唐纳，该文有个脚注：“离开苏中后，唐纳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断言，如果唐纳当年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内地，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汉年一案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而这与那时还“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没多大关系。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终究还是幸运的。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