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