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习惯性地嘬着下嘴唇，看着将领们个个被整得变了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中国现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个诸侯的战国时期。”但他还是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又说：“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毛泽东既然这样讲了，将领们得到一些安抚，不好再说什么。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后期，林彪、江青等对所谓“二月逆流”集中进行抨击。但毛泽东在闭幕的即席讲话中有所缓和：“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么？”
周恩来接话说：“京西宾馆。”
毛泽东继续说：“京西宾馆嘛。它这个大闹嘛，就证明它是公开出来的嘛，它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谈哪，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么看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啰。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还是照样转。你那六七个人反对，这个地球让它不转吗？”
怕宋任穷等人再受冲击，周恩来指示立即修围墙
1967年1月“夺权”风暴刮起后，中央将大军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
周恩来十分关注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排住在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经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来揪斗他。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宋任穷。仗着人多，一部分人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人继续与警卫部队纠缠。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宋任穷进行殴打，并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傅崇碧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
周恩来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指挥转移这些老同志，秘密地来到了东高地。造反派见这些老干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没有办法，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宾馆。1968年4月，宋任穷又从京西宾馆转移到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他去时，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同志已经在那里了。宋任穷同陈再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起在冀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艰苦的环境中并肩战斗，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了。两人在此相见，不禁感慨万端。陈再道对宋任穷说：“现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厉害，挨过打，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可毛主席到武汉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从外地先接到京西宾馆的。我相信，我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
听傅崇碧说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电梯里，周恩来不禁担心起来。
1967年7月24日凌晨，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开会。
要他们来北京的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的，并要求工作人员用绝密电发出。同时，周恩来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
24日中午，秘书报告周恩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快要顶不住了。周恩来让卫戍区第三政委黄作珍去京西宾馆向造反派宣布，限令造反派先撤出宾馆，其他问题以后再谈。黄作珍去了不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说造反派不答应，继续向大楼冲击。周恩来又打电话让傅崇碧亲自去。
傅崇碧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群汹涌，有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布周恩来写的四条，造反派仍然不听。傅崇碧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个人弄进一个平时很少开的电梯内，让电梯开到八九层中途悬停下来，熄了灯，而且告诉他们没听到规定的信号别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