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接受苏联经验制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凝练地表现在1949年2月5日同米高扬的谈话中。这天，毛泽东和米高扬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的一致。米高扬说，“毛泽东讲的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证明党的力量恰恰就在这里。活跃的民主集中制是考验布尔什维克的基础。这一点斯大林多次指示过”。
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全党对付社会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米高扬说，因为“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向党施压，如果以应有的高水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一旦党在哪里脱离群众，哪里党的队伍就面临瓦解的威胁”。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而且补充说“由于近期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许多城市，反动派积极活动，企图压制共产党。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纷繁复杂，因为党的活动范围不再单是农村，而且到了城市”。
城市工作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工作的复杂性，紧迫地提到了中共面前。对这样一个群体的认识决定了中共的政策。中共的认识是什么呢？毛泽东向米高扬阐述的看法是：
“外国资本使中国知识分子变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些国家影响的传播者。”
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农民军队，而且共产党没有城市工作的经验。但中共毕竟还是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听了米高扬关于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外部向党施加压力的观点后，毛泽东得到启示，这就是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要坚持苏式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是抵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的良方。在实践中、在政策上，他进一步明确，不能使用“非自己人”的知识分子。
邵力子和宋庆龄是两个极好的例证。
邵力子1949年再次为国共关系奔走。奔走归奔走，在毛泽东心目中，邵力子亲美，虽然邵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他并不亲苏。所以1949年1月12日，在规划未来政府建设时，张治中、邵力子等奔走于两党之间的人物，被置于半冷冻状态。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及类似人士谈判，并与这些人一道成立联合政府，则恰恰是美国政府乐见的。”他指出邵力子一类人进入政府会产生严重后果，“就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的混乱，会损伤我们百分之百正义的立场。”
毛泽东在挑选时除了考察被选者是亲苏还是亲美，还有另外一个标准：要看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苏、美的冷战气氛扩散到了中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这一切明显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前因。
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中共组建政府时为她的安排而感到十分棘手。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与米高扬一起商谈未来政府的组成。提到宋庆龄时，同样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因她只是“靠拢共产党”。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依他之见，毛泽东最好任主席团［国家］主席，周恩来也支持他，说孙中山遗孀仍然让他们不放心，虽然她靠拢共产党，从来也没有透露过共产党给她的秘密情报，尤其是当年共产国际的钱是由她转给中共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主席，人民就会想不通。还有，对孙中山遗孀已安排了严密监控，担心国民党把她拉走。周恩来最后说，如果孙中山遗孀出任主席团主席，那么毛泽东就应出任总理。”宋庆龄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受到尊重，但“严密监控”持续了到何时，尚未见大陆公开的档案材料可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