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策外交——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
这是毛泽东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它涵盖了未来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共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诸问题。毛泽东1947年底谈到战后苏美英关系时,就明确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首次使用苏联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已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明确未来中国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奋斗,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已然萌芽。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气氛中,苏联考虑到本国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利益,也急于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
1949年1月间,毛泽东与米高扬讨论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时,清楚地阐述了中共立场。在对待外国在华各种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打算限制驻中国的外国通讯社和出版方面的权利。禁止各通讯社的独立活动,外国报章杂志也不得自由出版。现有的外国出版物必须到政府登记”。
因为“这些限制也触及到苏联在华出版物的利益”,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派中国人当苏方出版物的负责人,这是虚名,主事的仍是苏联人。”
对待外国企业,毛泽东强调,此事的处理“一定要谨慎,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人的利益紧密相关。他指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财产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仍然有效,但做起来要采取灵活的方式”。
关于外国人在中国使用电台,毛泽东说,“绝对禁止外国人使用电台,只有个别情况才可例外”。对于这个例外,他举了天津美国领事馆的例子,说中共知道它的密码,禁止使用这个电台对中共不利。
关于新中国如何对待外国承认,“毛泽东说,一拿下南京,就会出现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将要面临的情况是:立即接受外国承认,或许至少推迟一年才予接受。这两个办法各有利弊。推迟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放手处理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更有利于我们稳扎稳打;而接受外国承认,则有利于揭穿美、英对我们的破坏活动。为今之计,我们可推迟接受美、英的承认,以赢得时间”。
关于外国能否承认新政府,基于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他的想法:“这个问题也摆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面前。”他据已有情报说,“美国打算承认我们,英国也必然紧随其后。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承认我们,就是反对我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必不可少的。这样承认了有什么好处呢?这可以打开我们联络其他国家和进入联合国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取第一条路,也就是说,不忙着建立外交关系,而是拖着他们,巩固自己。”
在对外贸易方面,毛泽东与苏联一样,置入意识形态因素,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条约”。米高扬表示同意,说“这个愿望是对的”,“我们必须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愿让人说我们干预各民主国家的事务。结果,各民主国家在市场上彼此掣肘,后来才向我们提出通过互相签约的途径,来调整贸易关系”。米高扬向毛泽东简短介绍了莫斯科六国会议的成果。
毛泽东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对外贸易被垄断,但我们还是要实行”。他强调:“首先就是要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仅仅把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东西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毛泽东的既定政策进一步表明其一边倒的立场,同时也把未来的中国带入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米高扬说的莫斯科六国会议,指的是苏联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国在1947年举行的会议。它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剑指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社会主义阵营的执牛耳者苏联,认定该计划的目的是要组建反苏的西方集团和侵蚀苏联的势力范围,于是同年决定从两个方面反击,即: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和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莫洛托夫计划,旨在巩固苏联对东欧的影响,这一计划的实施为经互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等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经过磋商,宣布成立经互会。它预防了东欧国家的离苏倾向,阻隔了这些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往来的余地,最终形成的是苏联东欧经济圈。
中共的建党和指导思想
中共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改变中共外交上的苏联取向。毛泽东说,“1921年中共是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由联共(布)帮助成立的。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于1903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得以确立,那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就要晚的多,也就是说,到1921年才办到。我们立即采行布尔什维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自1921到1927年,我们同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这一时期得到苏联帮助,1924年前列宁参与,他死后则是斯大林参与。这一时期,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当时我所知甚少,但是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话说明中共一成立“立即采行”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而不是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的孟什维克纲领,列宁的纲领决定了中共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它后来的治国政策。
如何对中共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毛泽东认为,面临执政的“中共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曾经认为或者要求党员“通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现在看这是不可能的,干部们要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因此,中共“决定让自己的干部只读十二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而没有提到任何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米高扬问毛泽东,“在党内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十二本书里没有一部中共领袖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是否合适。毛泽东答道,他作为党的领袖还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任何新的贡献,也不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他为斯大林同志健康举杯祝贺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胜利是建立在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基础之上,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谈到他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什么价值”,中共所做,“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贯彻到实际中去,丝毫没有创新。而且他本人立即就发了一封电报,严禁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不过他为此事同亲密战友们没少争论”。米高扬对毛泽东的谦虚表示敬佩,但“不同意他的说法”。米高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在中国机械地运用,而是考虑了中国具体条件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予以应用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使其具有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总结中共的经验不可能没有历史价值,也不可能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再说,难道能否定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于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吗。当然,不能”。
对于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毛泽东在1949年1月7日就曾对联共(布)代表奥尔洛夫说过,外面到处传言说他是独裁者,毛泽东说“对,我就是独裁者”。因为“放弃延安后,统管全部事务的是三个人,他,周恩来和任弼时”。
关于提高中共党员的理论水平,“毛泽东说,为了加强党的队伍,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哲学观点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党的心目中,苏联的这场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了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地位。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帮助了我们同我们这里的理想主义者做斗争”。
毛泽东的话不仅透露出他对联共(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很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表明他对这一政策的高度认同。德波林认为,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立的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讨论化解分歧,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地斗争。因此被说成“理想主义”,“唯心主义”,“脱离实际”等。
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其中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1937年8月毛泽东写《矛盾论》时再次强调:“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
关于中共与联共(布)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必须加强同联共(布)的联系,他和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2月4日专门与米高扬谈了两党关系的问题。他强调说,“中共需要联共(布)的全面帮助。我们需要两个顾问,一个经济顾问,一个财政顾问”。当时,科瓦廖夫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派遣,以经济问题全权代表的身份开始在中国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而且“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调遣。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实际上他的活动扩及整个中国。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奉派来听他的调遣表示感谢”。
至于中苏两党间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共中央转赴北平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将要在党务和外交两个方向上发展。”他说他主张党务顾问放在苏联大使馆。
参与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就中共党的顾问一事表示,希望此人离中共近一些,便于经常交换意见,在重大问题上,中共想和联共(布)中央直接联系。正如周恩来所言,“重大问题在莫斯科解决”。
关于中苏关系和苏联援助
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予中共巨大的援助,中共非常感谢联共(布)”。
关于中共和联共(布)两党间的关系,毛泽东是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上予以阐述的。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我们提请苏联援助时,总会考虑到这一条。假设说,苏联不给我们某种东西,那我们也不会埋怨苏联。罗荣桓去莫斯科的时候,就问我,怎样提出苏联向我们提供援助的问题,我告诉他,别把情况说得太过分,似乎我们要垮了,自己没有条件了,但是要强调我们希望在涉及东北的事情上得到你们相应的援助。从1947年起,林彪经常就这样那样的问题提请莫斯科给予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我们向苏联要的东西一定要付钱偿还,除此之外,可以靠国统区解决某些物资匮乏的问题。中国同志应当合理使用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强调,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恐怕未必能得到现在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自力更生”。
谈及苏联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毛泽东特别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苏联对东北的援助,占了贵方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45年6月3日,蒋介石直接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中国的主张:1924年的中苏条约应当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基础”。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是列强加予全中国人民的“耻辱”,中国“人民之心理与要求”是必须尊重的,所以请苏联帮助我国“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立”,此后作为帮助我国收复失地的友邦,苏联可以为远东和平在中国领土内建设海空军基地和使用东三省的铁路;请苏联先于其他国家坚定表态帮助中国独立行政与领土完整,这样一则可以击溃国际上的反苏运动,二则,此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理,必皆同情于苏联”,届时全中国的人力和物资都可以为“苏联与中国的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
6月12日,蒋介石又向彼得洛夫说明:“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蒋介石甚至为苏联的“国际信誉”考虑,建议说这样的做法和名义“对苏联是有利的”。他答应中苏共同使用军港,那是“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后来他派遣宋子文、蒋经国等人赴莫斯科谈判时,也再三指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非设法除去不可”,中国能够做出让步的仅仅在铁路、军港等“无损于我国行政与主权”的问题上。
宋子文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在与斯大林讨论大连港问题时,曾经批评斯大林把1898年沙皇俄国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依据,认为该港口应当国际化。宋子文据理力争:“旧条约即无战事亦当满期,且为帝俄所为之宣言,余思阁下不致以该条约为依据。”况且“即在帝俄时代,大连亦为自由港。”
至于出入大连港的关税,宋子文认为理所当然应当归中国,可是斯大林主张中苏各半。谈判很不顺利。蒋介石充分估计到斯大林的立场“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蒋介石为了得到苏联承诺不把武器给中共,最后还是同意了苏联的要求,并且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毛泽东的态度是,“苏联来旅顺港,是为了自卫和保卫中国免遭日本法西斯侵害,因为中国非常之软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以帝国主义势力而是以保卫我们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的”。
米高扬问毛泽东“共产党为何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来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驻军,是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主义。有朝一日中国强大起来,能够独立防止日本威胁,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
1949年2月6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谈及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米高扬是这样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描写那个场面的:
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说:“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缔结此约是为了制止国民党和日美合谋对付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固然,“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俟签订对日和约,就撤销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并从旅顺港撤出自己的军队。”
米高扬把话锋一转,又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最好尽快撤出军队,苏联愿意这样做。至于说到中长铁路的条约,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个不平等的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钱修建的。我说,可能这个条约并没有完全遵循平等的原则,不过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并和中国同志友好解决这一问题。”
“把这个条约评价为不平等条约之说,让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大出意外,他们不胜惊讶。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还不应该从辽东撤出军队和取消旅顺港基地,因为这样做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关于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可秘而不宣,只有到中国消灭反动的政治势力,到人民做好准备进攻外国资本予以没收的时候,到依靠苏联援助,‘我们把家里整理好’的时候,才能重新审视这个条约。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还要为这个条约感谢苏联。等我们强大起来,‘你们才离开中国’,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