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当天，上海的一伙“四人帮”党羽下达了准备暴乱的动员令，组织3，500民兵集中，万民兵待命。不过他们中有点军事知识的人也提出，这些工人民兵再多，也不如军队有一个团的核心力量，于是“小兄弟”们便争取上海警备区的支持。由于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接到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上海警备区内个别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也停止了与之来往。此时如果上海出事，南京军区部队完全有把握将其迅速粉碎。
在上海准备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其实也是外强中干。他们过去“造反”时高喊“不怕牺牲”的口号，真正事到临头又是畏惧不已，缩头缩脑犹豫不决。
10月9日，中央通知上海的其他几个负责人也到北京开会，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是心存侥幸，遵命前往北京，在那里被捕。留下的骨干分子见大势已去，则忙于解散秘密的暴乱组织，销毁罪证。全国的人心，包括上海的人心所向，决定那伙靠“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既得不到广大干部的支持，也被最广大的群众所鄙视，处于极端孤立、极端虚弱的地位，一旦树倒必然猕猴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是按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即“王、张、江、姚”。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实际上，其他人是围着江青转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却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起最大作用的核心人物。若仔细分析，这帮坏家伙也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江青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和凝聚的中心。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在会上便说明，“‘四人帮’的头头是江青”。
后来正式为“四人帮”这一毛泽东所起名的小集团定性时，根据中央最后确定，让江青挂了头号，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列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列三号。至于王洪文，是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却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只能放在第四位。这样排序，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情况的。
1976年中共中央正式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是在上海问题基本解决，全国安定以后。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其实在此几天前，“除四害”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杜甫的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到处被人们引用。当时是名符其实地举国狂欢，满街上有组织或自发游行的人群，喜庆的场面为解放以后所仅见。
这一金秋10月的情景，历史的当事人都会记忆犹新。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未费一枪一弹，未流一滴血、更没有血雨腥风。江青一伙作恶多端，早已是天怒人怨。当时的人们游行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在那个金秋十月，最时髦的下酒菜是煮熟的螃蟹，而且最好是一母三公——人们享受着一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后笑者的快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数以千万计的干部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