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台湾与日本签署“台日渔业协议”，划设北纬27度以南、日本先岛诸岛以北的“协议适用海域”，台湾渔民在此区域可以自由作业，不受日本公务船干扰。由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借此分化两岸的意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安倍打出台湾这张牌，和他本人及安倍家族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及其“台湾情结”是分不开的。
安倍家族在日本政坛声名显赫。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及其胞弟佐藤荣作均在日本战后担任首相，父亲安倍晋太郎曾担任外相等要职。岸信介和佐藤曾是日本自民党内“台湾帮”掌门人，日本战后以现任首相身份访问台湾的仅此两人。
日军在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后，有“昭和之妖”之称的岸信介，曾先后担任负责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产业部次长和总揽机要的总务厅次长。日本投降后，他被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12月出狱后，岸信介积极组织“日本再建同盟”，鼓吹重整军备。
1949年，他结识了从中国大陆逃至日本的马贻明。马贻明直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第6组蒋经国亲信陈建中指挥。蒋家父子通过马贻明以香蕉出口作武器，对岸信介等日本政界要人展开院外活动，培植亲台势力。岸信介通过香蕉贸易获取巨额利益，借此培养一大批“台湾帮”，成为“台湾帮”的开山鼻祖。
1954年岸信介与蒋介石秘密成立反共联盟。1957年3月12日岸信介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员会”；6月2日出访台湾，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1960年1月，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2月，岸信介在国会明确表示，台湾属于条约中“远东条款”的防卫范围。
1964年底岸信介胞弟佐藤上台后，“台湾帮”势力日趋膨胀，成为日本政坛主导力量。佐藤上台伊始，便拒绝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代表大会。1967年9月，佐藤访问台湾，在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称，“这两三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1969年11月，佐藤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声明》，在其中加入所谓的“台湾条款”，并大肆宣扬“台湾归属未定论”。
受外祖父影响最大的安倍晋三，继承着岸信介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台湾帮”的一员。有人评价说，安倍是一个“穿牛仔裤的岸信介”。
安倍本人的台湾观
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曾连任四届外相，在任期间他提倡亚洲外交。虽然也属于“台湾帮”的福田派（后为安倍派），但与岸信介及佐藤荣作相比，安倍晋太郎在台湾问题上较为收敛。而公言受外祖父影响最大的安倍晋三，则继承着岸信介的思想和行动，也步其后尘成为“台湾帮”的一员。
1996年，在台湾举行所谓“总统直选”时，大陆发射导弹震慑“台独”，当时步入政坛不久的安倍措辞强硬地批判中国大陆妨碍民主选举。1997年，他在接受《政界》杂志采访时赤裸裸地坦承，“被称为未来的‘台湾帮’的一员也无所谓。19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明确规定台湾属于其防卫范围，如果将台湾排除在美日安保的防御范围之外，那将十分危险。”
2008年，安倍在出席“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处”代表许世楷的欢送会时称，“日台关系不仅对于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今后双方应加强合作。日本应与‘台湾的总统’直接对话。美日领导人不能与‘台湾的总统’直接对话是很奇怪的事情，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9月，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日方撞击中国渔船、非法逮捕中方船长的事件。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10月31日，于2007年9月辞去首相之职、在政界沉寂数年的安倍，突然登上东京羽田与台北松山对飞起航的首个班机。
10月31日，安倍在台湾分别与李登辉与马英九举行会谈，告诫马“要警惕大陆离间‘日台’关系”。11月1日，他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立法院长”王金平举行会谈，安倍向王承诺“将力劝小泉纯一郎到台湾访问”。随后在回答记者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提问时，安倍意味深长地称，“深厚的友情将日本与台湾连在一起，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5月至12月，安倍曾兼任日本主要亲台势力团体之一的“东亚亲善协会”会长。
综上所述，安倍家族与台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安倍的血脉里流淌着浓郁的“台湾情结”。安倍所提倡的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及自由与繁荣之弧，带有浓烈的冷战气息。与岸信介和佐藤荣作的遏制、封锁中国路线可谓一脉相承，只不过换了装而已。正如日本台湾问题专家本泽二郎所指出的，“安倍晋三继承了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和衣钵。”
那些年国民党的“反攻”梦
“国光计划”始于1961年4月1日，是蒋介石政府当年梦想“反攻大陆”而积极成立的秘密作战计划，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1972年7月20日，“国光计划”宣告终止。
为了掩盖“国光计划”，蒋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朱元琮认为，也是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军援，“巨光计划”提出如二战中诺曼底登陆般庞大的反攻计划，“提出的战备需求实在惊人”。当然，仅仅是演戏的“巨光计划”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蒋介石对此也仅是听听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在“国光计划室”成立之初，蒋介石曾下令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整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攻大陆”的行动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蒋介石终于拍板定案，决定“反攻大陆”。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反攻大陆”。据称，当时所有军官都留有遗嘱，以示死战之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八六海战”及乌丘海战中惨败，准备长达五六年的“国光计划”在即将出生前流产。1965年8月5日下午5点钟，台湾当局为探测美国和大陆的态度和战力，国民党军队由左营秘密派出“章江”和“剑门”号（刚从美国接回四五个月，性能良好）两艘舰艇，运送十几位特战人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在任务完成后再将其秘密接回。
为了凸显对此次行动的重视，国民党将其命名为“海啸一号”，特别成立了以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为首的5人督导小组，并进驻左营进行督导作战，而战术指挥也是史无前例地由将级军官胡嘉恒少将担任。该计划除呈报台“国防部”外，还将其专送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以及驻基隆的海军62部队。为了欺骗大陆的雷达系统，这两艘舰艇先是绕道到香港外海，然后再向北行驶，让大陆以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早被大陆的情报人员和雷达侦知，并将其锁定。8月6日凌晨，“章江”和“剑门”号进入解放军的埋伏圈，两军随即发生海战。在人民海军的猛烈攻击下，“章江”和“剑门”号先后中弹沉没，舰上近200官兵丧生，“剑门”号舰长王韫山被解放军俘获。而闻讯赶来营救的国民党空军和舰艇到达时，见到的只有两舰漂浮的碎片和油污。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战”。
据称，蒋介石闻讯之后大发雷霆。蒋介石“八六海战”的伤口尚未抚平，“乌丘海战”的大败又接踵而至。1965年11月14日，国民党运送补给的舰艇被解放军伏击，国民党“永”字号炮舰被击沉。至此，国民党海军受到解放军的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而这两次海战对蒋介石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年迈的蒋介石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的策略。
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野。1966年2月，“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改由作战次长督导，编制仍为四处一室，但将原属联五的“巨光作业室”改编为作战计划室的第二处，将原来第二处敌后作战业务并入第一处，而原业务管制则移入第四处，工作人员额定军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减为3位。1967年10月20日，为配合台“国防部”的精简政策，该机构工作人员减至36人。同年12月1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减少参与攻势计划的作业人员，“国光计划室”大幅缩减下级单位人员编制，由原来的207人缩减为105人。蒋介石听取简报的次数也大为缩减，1970年以后，蒋介石再未听取过汇报。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彻底裁撤，并入台“国防部”作战次长室，存在长达十几年的“国光计划”亦被束之高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