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建奇功：多次营救被捕同志
营救彭湃惜败
铲除叛徒通知周恩来防范救出关向应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因叛徒白鑫的出卖被捕入狱，周恩来、陈赓指示营救，鲍君甫从特务口中探知，彭湃等被关押在上海的龙华监狱，并且蒋介石已下令枪决，执行的时间在8月30日。后来周恩来、陈赓根据情报组织营救时，鲍君甫又暗中向狱中的彭湃等传达营救计划，告诉他们次日押送途中会有地下武装人员劫车救应。不料当天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营救行动惜败。
铲除叛徒
白鑫的叛变威胁着许多中共党员的安全，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多方查找，但白鑫的具体下落一直难以确定。鲍君甫利用自己在特务机关的工作关系，调查到白鑫就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并且即将要转移他处。鲍君甫借送行之名登门，在与白鑫闲聊中探得他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并及时经刘鼎传递给陈赓，中央特科根据掌握的情报，后来组织了武装人员铲除了这位叛徒。
通知周恩来防范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经鲍君甫多方斡旋，党组织顺利营救出了任弼时。
“鲍君甫还曾提供过一次重要的情报，让周恩来化险为夷。”何志毅介绍说，1930年4月，黄第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从前苏联回国，本来党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他联络。谁知黄第洪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蒋介石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徐恩曾当时派遣鲍君甫等人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第洪接头，商议设伏阴谋。鲍君甫获悉后迅速联系刘鼎，传递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中央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避免了一场危局的发生。”
救出关向应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并在他的居处搜出一大箱绝密文件，租界巡捕因看不懂中文暂未处理。国民党提出由他们的特派员来清理文件，租界巡捕头目因与鲍君甫关系不错，答应让他前来处理。鲍君甫根据陈赓的指示，带着 “中共文件专家”(由刘鼎假扮)到巡捕房“鉴定文件”，提出将文件带回去仔细研究。几天后，鲍君甫和刘鼎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巡捕房，称这些文件均为“学术研究资料”，被捕者是一位“激进学者”。巡捕房听了“研究结论”后，以为关向应不是政治要犯，便将他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鲍君甫又利用内部关系多方斡旋，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被保释出狱。
因叛徒出卖终止特工生涯
默默无闻住在南京直至去世
1931 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鲍君甫受牵连被秘密拘留，与中央特科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由于鲍君甫是周恩来、陈赓等人直接单线领导，顾顺章不知道他的身份，鲍君甫因“失职”被关押。1932年，鲍君甫被其老上司张道藩保释出狱，蛰居上海，“后来，国民党又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因受到猜忌，他只是负责处理些无关紧要的事务。此时的鲍君甫已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十几年来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何志毅告诉记者。
据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回忆，1934年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南京工作。因说话带着广东的乡音，在旁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在南京的广东人，普普通通，几十年来默默无闻。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甚至有误传他已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平时话不多，待人谦和，为人正直，从未向我们提过他的特工生涯，他晚年的生活很清贫，有时在外面摆小摊子卖些茶水、纸烟，补贴家用，平时深居简出，非常低调。”
“新中国成立后，鲍君甫有一子一女在台湾，当时两岸的意识形态壁垒很深，鲍君甫担心自己的特工经历会牵连到在台湾的儿女，加上他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因而一直未向政府报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经历。” 何志毅告诉记者。
直到1956年3月，陈赓来南京探望父亲时，鲍美云的兄弟姐妹们才逐渐知道父亲早期的这段经历。陈赓曾致函证明鲍君甫的身份：“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现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
“文革”期间，鲍君甫曾因“不予配合交代罪证”遭到批斗。鲍美云告诉记者，母亲谭秀珍后来去北京看父亲，劝他不要太固执，父亲坚决地摆手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一说，有人就要人头落地！”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被调回南京工作，照顾其虚弱多病的母亲。1976年，周恩来于重病中曾叫来罗青长，向他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鲍君甫)的名字，并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