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做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4月，傅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傅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傅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1974年9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四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在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反革命集团疯狂迫害民主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通过整倒一批民主人士来获取打倒一批老干部的口实。张治中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的牵连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革”初期，林、江反革命集团唆使红卫兵多次到张治中家查抄，逼他交待“反动历史”。在周恩来干预下，张治中受到了保护。因为有毛泽东的批示，他们不好公开找“岔子”了，但其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1967年初，全国开始了“揪叛徒”的妖风，其中有一例骇人听闻的冤案，就是“新疆叛徒集团案”。江青、康生硬说这批同志是勾结张治中，隐瞒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为国民党做事的。为了找到“证据”，他们继续在张治中身上做文章，抓不到本人，他们就追查张治中秘书。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1942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影响下，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逮捕、关押了我党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1945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协定签订不久，张治中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的暴动问题。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张公馆，请他依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的这批同志。张治中欣然答应。到新疆后，在屈武协助下，这批同志不仅获释，而且在张治中派人护送下安全回到延安。为此，朱德曾写信给张治中表示感谢。
对林、江反革命集团这种无视历史真相的做法，周恩来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这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由他出面向张要求，由张的部下送回延安的。同时，他多次列举张治中三上延安的历史，说明张治中与我党团结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然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革”中，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