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安部为例，那里共有苏联专家30多人，每人配备一部专车、一个翻译。所有专家都住在原恭王府(现公安部宿舍)院内，每人一栋单独住宅，有4-5名警卫日夜守卫。据说，那时为专家服务的编译处用钱非常方便，只要说明是为专家开销的，从来都畅通无阻。
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还开设了北戴河海滨专家休养所、庐山交际处招待所和青岛疗养院三处休假场所。
1959年6月，周恩来接见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
5. 细致入微的生活照顾
凡是到中国工作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专家都可以携带家属。
通常，苏联专家白天出去工作，孩子上学，夫人呆在友谊宾馆里无所事事，她们不用做饭，不用洗熨衣服，甚至也不用打扫房间。她们经常出去游览、去剧院和电影院，或去商场和王府井购物。
就人数而言，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家属甚至多于专家本身。如1956年6月，在华苏联专家2189人，算上家属则有5000人。
对于随同专家来到的子女，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学校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改在友谊宾馆)，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
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有专门的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麦精(小麦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大麦制成)、豌豆瓣(豌豆制成)、通心粉等，还专门提出要求。
对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作出了专门规定。
苏共二十一大提出禁止酗酒，苏方专家组织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应烈性酒。
1959年7月外国专家局特别要求：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而在重大节日，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一部分烈性酒。
6. 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优厚、工资偏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
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承认，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首先还是对受援国有利。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也是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
据当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行政顾问和专家费一项开支(显然不包括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从1951年到1955年，合计就达21140万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中国人本身也是有责任的。一些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设纸烟、糖果等等。
有的企业将专家的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用最好的床单做桌布，在屋内喷香水。以宴请专家为名大吃大喝是经常的事情，个别单位甚至每日必宴，有时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专家出差时中方随员过多也是个问题，被专家戏称为游行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