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总之，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
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
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中国，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
此外，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
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
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