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
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
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
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
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
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
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
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