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回顾一下1925年7月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邓小平受到警方注意。从此，中国侨民的革命运动开始由一个团队来领导。
在这个团队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书记。1925年6月21日，任领导在法中国共产党及驻法中国大使馆的支持者们在巴比龙大街发动袭击那天，有100多人占领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声讨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这次行动激起法国民众长达几年的评论，并且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一场镇压的浪潮，实际上就是肃清中国侨民中的激进分子。经过一个迅速的调查之后，在一些中国人的指认下，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的身份被确认。接下来，大约有100人(几乎是全部的人)离开了法国，其中有47人是在驱逐命令下离开的，剩余的是自愿离开。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经审判入狱，也不得不及时地离开。
这些事实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种激进会议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也表明，之前做技术工作的人不得不开始承担这些被捕的领导者的责任了，比如邓。1925年，是应该被回忆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刚刚21岁。当时的情况将他推向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也证实了他在那里的短暂逗留(6个月)。他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反对何鲁之的活动，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间，那里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于布罗涅——比扬古的3个住着中国人的旅馆，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访。警察发现5号房间已空无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还有住在这里的3个人落下的书刊和文件。因为邓和傅钟一同已于1月7日离开巴黎经由柏林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进了中山大学。当地的警局报告声称:“看起来这3个人已经察觉到自己受怀疑，所以马上消失了。”
四
至此，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历史上的位置变得有些清晰了，他属于中共旅欧支部第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持续时间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运动后离开了法国。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动而告终。除了周恩来，他是在1924年自愿离开的。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是最后一次持续时间最短的调整。
没有太多的法文档案能使我们对邓小平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去发掘他的领导才能和独特的政治人生观。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我们不得不对以上再现的邓小平年表满意。毫无疑问，邓后来的名望足以证明他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尊重。也许法国这段经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那些异同寻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说邓小平到达法国时的年龄(他比同去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邓的经历确实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人都同样有到处奔波?缺钱花?经常搬家?读地方性中学的经历，干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为激进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间，他们中有200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因为这些，武力斗争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国。走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满怀希望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同时又能学到知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法国危机四伏，它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这些中国人通常是没有技术的，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凭也一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到一些二级学校开办的专门学习班去学习，再加上生活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群体式地居住在较容易接近的学术机构或者能大批雇佣中国工人的工厂(如雷诺工厂)附近。居住相对集中(大部分的中国侨民住在巴黎地区)使得采取武力斗争行动更为容易，而中国的年轻人所遭遇的失望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训的平台。他们与法国工人及一些政治工会组织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在所有行动中，正如邓的情况所反映的，中国工人学生有明显的保持自我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局限在侨民内部。
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梳理同样停留在武装斗争层面。查阅这些文献，我们发现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萌芽于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来源于苏联。对邓的房间进行搜查的结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拥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书写的宣传品(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尤其是《进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职业生涯的异常之事，加入青年团，入党，顺应统一战线需要加入国民党，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后来的事情可能让人感觉这是留下最深印记的最后一个时期，然而，直到邓和其他人被广泛关注，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留法这段岁月的重要性，因为它发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