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是不确定的。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几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记录组成的。邓小平显然是从1925年夏开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这些的，因为在此之前邓的政治活动无疑是相对谨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邓就明确赞成共产主义运动，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欧支部)。但是最初他并没有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除了一些技术上的活儿。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就开始从事出版工作，负责复印《共产党宣言》和参与编辑《赤光》杂志，这也使得同事们都戏称他为“油印博士”。在离开法国之前，他一直参与这项工作。证据是一份有关他在巴黎地区最后的住所的研究报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间，发现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于油印的纸”。
但是，从1925年夏天，邓小平就开始成为在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
这个领导地位的变化在许多公开言论中都曾提到过。考虑到中国侨民支持者数量有限，1925年8月邓小平被选为在法国民党总务委员会“巡视员代表”，选举结果于1926年1月生效。同时，从1925年8月起，邓开始居住在位于巴黎西南郊区的比扬古地区卡斯泰耶大街3号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个小旅馆是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在雷诺工厂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小旅馆。
邓和两名中国同胞住在5号房间。两位中国同胞一位叫杨品荪，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共产党员，另外一位叫傅钟。傅钟也来自四川，他很赏识邓，当时傅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书记，是1924年夏周恩来离开法国后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他们三人都投身于同一种活动，一份警局报告称:“有两名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并与他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他们总和他一起外出。”明显年轻的邓小平总带着傅钟外出，这不由得让人对邓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产生疑问，尤其是在那种激进的氛围下。确实，我们可能会直接问到一个问题，他们俩到底谁对谁起保护作用?是邓被推向前方去保护书记，或者是傅在1925年时担当了重要角色?
三
根据警局的记录，1925年10月24日，邓希贤主持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伊西莱穆里内城的会议，尽管他不是主要发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讨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团队的必要性”。会议最终陷入骚乱，因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动导致他们要被驱逐出境。
1925年11月15日，邓再次主持会议悼念国民党员王京歧。王京歧是于10月在被驱逐回国的船上牺牲的。这次，47名中国人聚集在美丽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个房子里，警局错误地记录为“在赛佛尔城或者是圣鲁克的住所”，邓发表了关于会议主题的公开演说，并且在11位发言人讲话以后作总结发言。根据警察的记录(从别处引用的)，他最后是这么说的:“我们力促现场的人同国际帝国主义论战，呼吁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最后一次，1926年1月3日，邓在一个70人出席的大会上讲话，“包括两个越南人”，会议是由在法的中国团队活动委员会在同一地点召集。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员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促成在他们支持的冯玉祥将军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主题被极力宣扬，因为它将成为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会议闭幕时投票产生了一个给中国驻法大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一?向法国政府及驻巴黎的各外交使团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二?给其他中国驻外大使发电报，力促他们向各自派驻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反对这些国家向中国派出战船和军队。”
所有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吓的方式向敌人连续发难……
邓小平因为与这次极不寻常的秘密会议有关联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实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怀疑。与他一起被警方怀疑的还有另外一名共产党员和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其中包括杨赛涛(音译)。因为他们曾经支持针对中国青年党尤其是其领袖人物何鲁之的攻击运动。何鲁之和他的中国青年党——大部分成员都是声名狼藉的反共产主义的中国侨民的小党派——被指控在七月运动结束后向警方出卖了参与运动的激进分子的名单。
此外，如同他们四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甚至密谋行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们。这些计划，如果是真的话(我们仅仅是从警方处理中国青年党恐惧这一事件的记录来得知这些计划的)，它们最终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