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在永定的湖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一种意见认为，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委，“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大家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更加扩大化。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陈毅感到问题越来越严重，认为争论焦点虽然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但实质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怎样领导军队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性争论。
前委于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的“军委应该撤销，集中权力于前委”的主张遭到刘安恭的极力反对。毛泽东表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陈毅对刘安恭的行为十分气愤。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劝毛泽东不要辞职，建议撤销刘安恭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大部分前委成员的同意，于是免去了刘安恭在军部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举手表决，同意取消军委。
军委是取消了，可党内争论的各种问题仍没有解决。毛泽东执意不肯收回辞职请求，陈毅只好代理前委书记。
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党内军内，上上下下，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刘安恭对失去职位十分恼火，几乎天天都散布谬论。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此召开。会上，主持会议的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场空气紧张激烈。陈毅担心再争论下去，红四军会产生分裂。为了求得和解与团结，他尽力做了协调工作。对不同意见的偏激之处，采取“各打五十大板”，都作了批评。其中对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在进行前委书记选举时，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上风，他赶紧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不管陈毅怎么推辞，还是被选为前委书记。
为解决争议，陈毅向中央力呈：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以陈毅为前委书记的“过渡内阁”，决定仍要在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送走毛泽东的第二天，陈毅就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详情和“七大”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央。信中说毛泽东是红四军的缔造者，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自己只是“过渡内阁”，静候中央派大员来主持工作。中共中央接到陈毅的信，复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
这时，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团两万余兵力，向闽西地区发动“三省会剿”。7月29日，陈毅和朱德赶往蛟洋，会同在蛟洋养病期间参加闽西“一大”的毛泽东等，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研究应敌方案。陈毅先找到毛泽东，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并主动征询毛泽东的意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于是，前委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临行前，陈毅又特地来到蛟洋毛泽东住地。尽管毛泽东对陈毅在“七大”的做法有意见，仍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面有难色地回答：“七大”会上那个和稀泥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没分清，问题没有解决，难以开展工作。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尔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代表的胞兄少将陈孟熙发了—封信，告知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当时，他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兄弟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但陈毅判定他们会尊重他的信仰，给他们方便和掩护。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搜查异常严格。然而，陈毅在轮船上化了装：头戴鸭舌帽，脚蹬圆口皮鞋，既像是跑单帮的，又像是国民党的新贵。陈毅和两位兄长相见后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时，没有警察拦问。陈毅被安排住在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安全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