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飙:陈独秀再批国民党我就开除他

　　这种与孙中山合作的条件，来自于陈独秀本人，在镀上了共产国际文件的“金”后，反过来成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支持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也是陈独秀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国际政策的基础。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采取了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的策略。张国焘和蔡和森不理解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所以在三大上继续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既然是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并得到了共产国际以决议的认可，所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突出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封建主义。这也是陈独秀为什么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又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的背景。马林1923年6月20日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信中，谈到了陈独秀既加入国民党又批评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布哈林的决议自然引起了争论……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陈独秀根据布哈林的提纲拟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在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内的封建主义策略……陈独秀说：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

　　为了贯彻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说服孙中山放弃军阀式的武力统一中国和进行革命宣传，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直接提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陈独秀本人在三大闭幕后直接与孙中山进行了交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转述了他们的对话：孙中山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回答是不可思议的：‘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也很失望，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张国焘此时已经了解陈独秀的思想，他也不相信孙中山会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意见，而放弃自己与张作霖等军阀的联盟。1923年11月16日，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提到了陈独秀等说服孙中山的失败：“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是没有成功。”写信与谈话的方式都没有效果后，陈独秀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同意加入国民党，并形成了共产国际决议和中共中央三大决议案；另一方面，他的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国民党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在走与军阀张作霖等结盟的老路。而退出国民党，则又违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且悖自己赞成的三大决议案。所以，两为其难的陈独秀，对国民党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态度，以促使国民党改正缺点。由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批评了孙中山的与军阀合作和封建主义残余等问题，陈独秀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陈独秀这些文章，抨击了国内一批人鼓吹所谓“对等会议”，该“会议”的实质是鼓吹孙中山与曹锟“携手”。陈独秀的文章，同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人，提醒他们不要倾向所谓“孙曹携手”，“慎勿为降曹派诡词曲说所欺”。这样，陈独秀也得罪了国民党内的三位元老，是孙中山对陈独秀发火的原因之一。而孙中山的态度，最终促使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离开广州，将三大后的新的中央局迁移到上海。

　　陈独秀的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受挫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923年秋天，陈独秀给在三大上反对自己的张国焘写信承认：“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认为，陈独秀和马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