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王宠惠的学识、孙中山与王宠惠的深厚交谊、以及王宠惠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影响等角度考虑，王宠惠也是能够得到各方势力接受的外交总长人选。
王宠惠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不是突兀之举，孙中山与王宠惠之父王煜初交谊深厚。王煜初是香港道济会堂牧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时，课余时常到王家攀谈，当时王宠惠虽然年幼，但是也为孙中山的“言论风采”所折服。王宠惠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研习法政，参与创办“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的《国民报》，课余则时常赴横滨“谒总理取进止焉”。继而王宠惠转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孙中山赴美时，时常与王宠惠晤谈，甚至在1904年就与王宠惠探讨过尚未成型的五权宪法思想，而王宠惠也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王宠惠转赴欧洲研究国际公法，此时他生活十分困顿，驰书求援于孙中山，孙中山即邮去了1500元，以解王宠惠的燃眉之急。此时正值河口之役前后，革命党人需索饷糈急如星火，孙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同志的不满。孙解释说：一个法学家“可以抵得上雄兵十万”，“王君法学渊邃，且为吾党健者，吾党此时助其成功，即为将来国民政府建立预备也”。“众闻此论，始为释然”。此后，孙中山于1905、1910年两次出游欧洲，皆约王宠惠进行晤谈，并请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并为革命筹款。
王宠惠也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他不仅是中国留学生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第一人，而且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当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更值得称道的是，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由英国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一出版即博得广泛赞誉，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藉此奠定了他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所以，当王宠惠回国后，就受到了政学各界，包括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当他抵达天津时，《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于11月21日在致达·狄·布拉姆的信中，特别介绍了王宠惠，除介绍他具有欧美的留学背景外，强调了他突出的个人能力，称赞王宠惠具有非凡的才华，是将来革命派中最有才智的一位。当王宠惠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莫理循又称赞王宠惠是最为出色的“内阁成员”，这些表明了王宠惠在西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所以说孙中山任命在西方具有较高知名度且刚过而立之年（王宠惠年仅31岁，伍廷芳已经70岁）的王宠惠出任外长，也是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
面对着关于任命的纷争，当事人的另一方伍廷芳的态度较为豁达，他不仅对孙中山的任命表示了理解，并且竭力说服各方的不同意见，他于1月4日致函广东同乡会，坦言道：
窃维诸君子之意，殆以为新政府对于弟等位置失当，有所不平。然弟等观之，则新内阁之组织除弟廷芳滥竽而外，均甚得人，而诸君子之举动，于公于私，两皆未合……今幸政府成立，受任得人，弟等方可稍息仔肩，藉藏鸠拙，乃不料诸君子未明斯意，转似为弟等鸣其不平，是非蹈旧日官场之积习，即大失我共和国民之人格耶。见满廷未覆，隐患方滋，阋墙之争，最所当戒。举动稍一不慎，满廷知之，必笑我内讧之已起；外人闻之亦以为旧染之未除，此于我民国之前途，关系甚大，故窃为诸君子不取也。开会一事，务祈迅速取消，至认定借款，尤宜照数呈缴，以昭信用……至弟等现在经手事件，犹当竭力进行，即瓜代之后，凡有可为国民效力之处，虽不在位仍不敢不尽其天职也。
王宠惠和伍廷芳的态度可以说都较为妥恰，在孙中山的坚持下，维持了原议，王宠惠长外交，伍廷芳长司法，至此，南京临时政府的组阁风波告一段落。
结语
通过对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组阁风波的梳理，可以管窥出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的心态，也显现出辛亥革命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及革命派内部的复杂态势。这次组阁风波对后世的民国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宠惠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处理临时政府的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处理泗水事件上成效显著，但在其它问题上则乏善可陈。随后，王宠惠任职北京政府，以出任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总理而名声大噪，继而他又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成为了民国政坛上的一颗常青树。伍廷芳虽然不便明说，但也心存愤懑，种下了矛盾的种子。后来，在1915年3月，伍廷芳借西人之口，讥评孙中山对于那些“稍识新学，奢然自高，殊无事功之经验”的东西洋留学生，“不加甄别”，贸然“委以总次长之要津，获为专城之重寄”，绝非无的放矢。此后，他与革命派由合作而渐渐疏远。文/刘宝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