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的辞呈写得十分恳挚，既言词谦逊地恭维了伍廷芳的外交才能，又毫不掩饰地点明了持异议者的主要反对口实，即自己“未尝周旋外交界”，也就是缺乏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王宠惠提出辞职之后，广肇公所迅即于12月31日致函孙中山，指出：伍廷芳于外交颇有建树，中外闻名，而值“新政府甫成”之际，“急遽易人，中外疑惑”，请收回前议，以伍廷芳出长外交，“以释群疑，而维大局”。面对王宠惠的辞职和广肇公所的责难，孙中山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劝慰王宠惠留任原职，“勿怯也”；另一方面，于1月5日，致函给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诸同乡，公开声明：“民国新立，司法重任非伍公不可。”第二天，又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详细地解释了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的原因，其大意约略如下：
本政府派伍博士为法部总长，并非失察。伍君固以外交见重于外人，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夫外交本为一国最要政策，第法律尚未编定，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掌理外交，亦将无用。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本政府派伍博土任法部总长，职是故也。
从孙中山的解释来看，他主要强调了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法制建设是临时政府面临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伍廷芳又“法律胜于外交”，所以任命伍廷芳出长司法是人尽其才，但是从伍廷芳的资历专长和从政轨迹来看，孙中山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早年赴英留学，“学习刑名律例并万国公法”，获得了伦敦林肯法学院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取得了英国大律师资格，成为当时“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的“第一人”。1902年，伍廷芳受命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负责筹建修订法律馆，对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制意识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辛亥革命以前，伍廷芳的主要精力还是从事外交工作。伍廷芳留英返港后于1878年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又由香港当局聘为例局（今立法局）议员，这期间，他即接受清政府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涉事务。1882年，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与闻了《中越边界通商章程》《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参加了长崎兵捕斗殴事件、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等中外纠纷的交涉。1896年，伍廷芳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902年任满回国后，以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等身份，参加了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的工作。1907年，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先后主持与美国、秘鲁签订了《中美公断条约》和《中秘条约》。武昌起义爆发后，伍廷芳接受了革命党的邀请，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作为议和全权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伍廷芳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显赫政要，对晚清的法制和外交都颇有建树，但从其宦海沉浮的行迹来看，说他“外交胜于法律”似乎更为妥恰。
阁议缘起及深层动因
孙中山为什么舍弃外交耆宿伍廷芳不用，反而态度十分坚决地任命毫无外交经验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呢？这是与民初的政情和孙中山对局势的判断息息相关。
首先，面对武昌起义后险象环生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过程中，想要将军事、外交等各项重要权力控制在革命派手中，从而确保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
武昌起义胜利之初，不仅袁世凯恃兵自重，立宪派、旧官僚等各种势力对政局仍然具有重要影响，而且革命派内部对大总统人选、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也是意见不一。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的新政府首脑候选人有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四人，由于黄兴力辞不就、黎元洪不负众望、袁世凯还在与民军作战，使得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但是在革命派内部仍然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据胡汉民说，宋教仁早就有推黄兴为大总统，自任内阁总理的意向，章炳麟甚至宣称，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总之宋、章二人都没有推孙之意。孙中山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当讨论政府组织形式时，宋教仁提议未来政府采用内阁制，孙中山极力反对。他说：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不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会议从白天开至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最终宋教仁“不得不服从党议”，这样实行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才最终落锤定音。
在平息了革命派内部的争论之后，孙中山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平衡其它政治势力的问题。从内阁成员构成来看，在9名国务部长中，同盟会员3名，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其余6名国务总长中，有旧官僚2名，立宪派2名，自由派专家2名，由上可见，虽然孙中山也吸收了一些旧官僚、立宪派参加临时政府，但是革命派占据了相对优势，尤其是在9个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陆军和外交两部总长皆为同盟会员。孙中山虽然倡言临时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首重法律”，但实际上孙中山对临时政府的外交工作更为推重。武昌起义胜利后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转道欧洲，主要是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不难看出，孙中山将临时政府的外交视为各项工作的首务，当然他不想将外交重任委以旧官僚出身的伍廷芳，也就是孙中山所言的“破除所谓官僚资格”之意，任命王宠惠出长外交，实际上是孙中山确保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步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