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接见提意见的顾问，耐心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结果，文化教育占用时间最终超过了20％！彭德怀的态度，也影响了军委各总部。同年11月1日，在由总参各部领导人及各特种兵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出：各部门要经常与苏联顾问开座谈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工作：同时，他又告诫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既不能不听顾问们的意见，又不要完全依赖于苏联顾问。
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一听，火了，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1953年9月4日，彭德怀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这时，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因此，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决胜”……这些意见，通过与会代表发言反映到会议上来，无形中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一问发言者何出此言，纷纷曰：苏联顾问意见！彭德怀陷入深思：现在是顾问专政了？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几十个连的火炮，并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构筑了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结果是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厘米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米，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一句话，这些海岸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由于彭德怀的坚持，苏联顾问的意见被否决！
“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防止机械搬运”
1950年11月，周恩来会见筹建陆军大学的刘伯承等人，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工作。
一提到顾问问题，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事实证明，刘伯承的顾虑不无道理。
由于苏联顾问事事“顾问”，彭德怀也有受到影响的时候，比如对于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一例。所谓“一长制”，就是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1953年上半年，由于苏联顾问的反复提议，彭德怀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5月，正式颁发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内务条令》中规定，“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坦克里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见《罗荣桓传》）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到5月间，彭德怀在同苏联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