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是“四条学习要求之首”
20世纪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对于上述问题，彭德怀都不遗余力地解决，尤其是对于“‘学不学’的问题”———“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解决得非常好。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之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当时，由于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有人成段成段引用毛泽东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作为不愿学的论据：“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为了统一全军学习苏军经验的认识，彭德怀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当时正召开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上，他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总结报告中阐述了学习苏军的意义，提出了今后学习苏军应注意的问题，读到下面这段话时，他特意提高了音调：“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讲话中，他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当时正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总结中，他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第一条是“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把“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摆在“四条学习要求之首”，充分反映了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
在“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方面，彭德怀是身体力行的。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他认真听取了苏联顾问的意见。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
1954年12月初，彭德怀、刘伯承应邀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事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们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向苏联顾问询问。这次参观学习，对他们触动很大。
在彭德怀的影响、带动下，全军都充分重视发挥苏联顾问的作用。
不过,在落实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 也有人提出过过火的口号。比如，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上将，他提出了“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
“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
彭德怀对“洋顾问”虽然是既顾又问，但心中有数，不是言听计从。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瞎指挥，他始终记忆犹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结果“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痛斥李德的话），断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因此，在强调“认真学习苏联”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特别不允许“上纲上线”：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经手处理的事务中，有许多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更是严厉予以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