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发电厂始建于1919年，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着为北平城供电的重任。石景山发电厂由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管辖，1948年下半年拥有员工1000余人，设有三、四、五、六号发电机，发电装机容量为5.5万千瓦，是华北第一大发电厂。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分割包围下，天津、唐山的输电线路不通，来不了电，石景山发电厂成为北平城唯一的电源。
12月15日这天，解放军第42军的8名战士趁发电厂国民党守军换防的空隙，冲进石景山发电厂，抢占煤粉炉五层大楼的制高点，与围攻发电厂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刚刚于12月14日成立的发电厂护厂委员会为保护机器和工人的安全，下令停止三、四、六号发电机的运行。
国民党军队始终无法攻占解放军战士固守的大楼，打来电话威胁，声称要在厂房对面山坡上架炮轰击电厂。
护厂委员会则斥责说：如果炮轰厂房，机器遭到破坏，北平将陷入永久黑暗，后果由军方负责！
国民党军队不敢担负破坏供电的责任，打消了炮轰的念头。下午5时，因战事激烈，护厂委员会被迫将最后一台正在运行的发电机——五号机也停了。
这就是北平大停电的缘由。
12月15日傍晚，解放军第48军（原东北野战军十一纵）对石景山发起攻击。第48军严格遵守上级关于保护工矿企业的指示，在石景山发电厂和石景山钢铁厂附近作战时没有用炮击。12月16日，第48军攻下黑头山，发电厂的国民党军队见势不妙，纷纷逃窜。下午2时，率先进入发电厂的解放军战士与第48军汇合，石景山发电厂获得解放。在前线部队和发电厂护厂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这座华北最大的发电厂完整地交到了中共手中。
时任冀北电力公司石景山厂总经理的鲍国宝回忆说：电厂已经解放了，他办公室的桌子上还放着两样东西，一封是宋子文发给他的电报，电报中说要请他去广州担任广东省建设厅的厅长。另一封是北平电力分公司地下党小组发出的“慰问信”，其实也就是劝告信，信封是用左手写的，信的内容就是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安慰、挽留并劝告他坚守工作岗位，保护好设备、财产，不得破坏，保障北平供电，迎接北平解放！同样的信，还寄给了分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工程师、技术员。
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北平分公司乃至整个华北电力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主要的行政人员面前的问题，而大家都看着鲍国宝的举动，鲍国宝也明白自己的去留影响的将是几百人。
那几天断电的日子里，徐盈看到鲍国宝经常到北海溜冰，可能是为了躲清净，可躲得了一时，岂能躲得了一世呢！几番沉思，鲍国宝拒绝了宋子文南下之邀，决定留在北平。这个决定也稳住了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
停电停水让城内的百姓感到了战争的逼近，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共故意为之的，是中共的围城手段之一。
然而，北平城内市民的照明和饮水问题却是城外的中共最为关心的问题。毛泽东专门发出指示：“一定要保证城里的水电供应，不能断，城里有那么多老百姓，一定要保证供应，要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12月19日，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财经部企业处处长徐驰等到石景山钢铁厂主持工作；21日，企业处军代表任一宇等接管发电厂。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指示徐驰，要尽快恢复向北平城外解放了的城镇送电。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石景山发电厂根据上级的指示首先恢复发电，并立即恢复向解放了的北平城郊地区供电。在恢复向北平西南郊解放区供电的过程中，彭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徐驰向尚未解放的北平城内送电。
对于这个任务，徐驰很为难，他不得不请示彭真：
“城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傅作义的地盘，我怎么向他们送电？即使我送电他们接受吗？”
彭真问：“你知道城里哪个部门管这个事？负责人是谁？”
徐驰说：“是国民党的冀北电力公司，负责人是鲍国宝。”
彭真说：“这不就行了吗！你通个电话直接与他联系，告诉他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企业接管的全权代表，说明我们准备给北平城里的老百姓送电，为他们带来光明，并要他们准备好设施，接受送电。”
彭真斩钉截铁般的话语，打消了徐驰的种种顾虑。
此时的鲍国宝和冀北电力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过护厂委员会的思想工作，已经决定坚守岗位、等待解放。取得联系后，发电厂提出向城内送电的问题。军代表任一宇告诉冀北电力公司说：“先决条件是：我们不给反动派用电，只给一百二十万北平市民用电！”
鲍国宝回复石景山发电厂：“遵命办理。”
徐盈听说，共产党向城内送电这一提议让傅作义十分为难。一方面北平城内停电停水，市民急盼来电；另一方面接受供电又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傅作义思忖再三，难作决定。巧合的是，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秘书毛金声的父亲，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是傅作义的老师，而且救过傅的命；而华北“剿总”副参谋长梁述哉，不但是毛父的学生，还是毛父的义子。通过这层特殊关系，傅作义的工作被做通了，石景山发电厂向城内送电一事得到了默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