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我差一个月满20岁，学校停课已经3年，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要必要”的最高指示，将所有15岁到22岁的中学生送去农村。我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丙寅分场第20生产队，后改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称三师十团四营一连。
走过人生大半截的我，打心底里承认，在陇川的那几年成就了现在的这个我。陇川农场是哺育我生命的摇篮。在那里，我实质上经历了一场成人礼。
我是怎样下乡的
我生于1949年，人生的前16年和我的同时代人大同小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家国一体的体制下，国家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
196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念高一，是学校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学生会主席，一直在赞扬声中长大，此时发生了“文革”。在老干部中，我的父亲是被揪出来最早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后来又升级为四家店黑掌柜。这牵连到我母亲也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当时邓小平的女儿，我的高一同学邓榕曾告诉我，她问过她父亲，说我父亲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要我不要抱任何希望。这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的父亲得知后也黯然失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我父亲的问题仍然迟迟不得解决，我母亲为他到处奔波，才知道当时一批老干部被毛泽东画圈做重案处理，父亲也在其中。而在我父亲被“揪”出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毛泽东当作异己分子“揪”出来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一路鲜花一路凯歌、只认公理公义的高一学生，居然还不晓得应该害怕应该示弱，直到我被同学揪到学校高台上为走资派的父亲而挨斗。
此后，班上和学校所有的同学都不再理我了。在食堂吃饭时有的初一小同学还专门往我的饭碗里吐唾沫。我同班的几个当红卫兵的同学，专程到我家抄家。老保姆赵婆婆告诉我，来抄砸的有几拨红卫兵。赵婆婆是个旗人，50多岁了，很有血性，当即就去派出所告状。让我的大弟杨都都看家。都都那时十二岁，饿了大半天没吃饭，就在一片狼藉中第一次自己开煤气煮棒子面吃。好在赵婆婆及时赶到，发现那棒子面里全是玻璃茬，才没让他吃下去。
家里呆不下去了，父母也都给关起来了，赵婆婆带上我们姐弟三人搬到清华大学旁边的一间小茅屋栖身。一天杨都都自己上街，踢小石子踢到清华附中某个红卫兵，在其喝问下说出爸爸是走资派，结果被带到学校关起来打，之后精神失常在野地里狂奔了一天，找到他时已经完全疯了。从此种下了精神病的根子，一生被毁掉了。
还有一个8岁的小弟弟杨飞飞比较乖巧。他在东交民巷小学上二年级，因为是大走资派的儿子，只要上学就得挨打受骂，受尽欺辱，老师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为了躲避，他居然想出个办法：每天照常对家里说他上学了，然后坐上各路公共汽车消磨时间，从起点坐到终点，循环往复，到下学时分再回家。这样的小学生活居然过了好几年，等于是个有家的流浪儿，而家里谁也不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文革”结束十多年了，一次他和我一起出游时，不经意间偶然讲起我才知晓。作为姐姐，我的辛酸无以言表。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段日子里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1966年5月8号是个星期天，母亲在河南四清工作团，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颐和园玩。中午回家，看到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大字写的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明、何炬。父亲看到这个报纸就愣在那里，嘴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今天不该出去。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凭着在党内多年的政治经验已经嗅出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而这个发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父亲需要时间来做好精神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结果会完全不同，很多人在“文革”中不是被别人直接杀害，而是自己经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残自杀。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讲我母亲后来写在《思痛录》里的1941年“延安抢救”他受冤屈的事情。当时他就判断即将到来的“文革”将是一场错误的、专门打倒党内外好人的运动。父亲的判断来自他的经历。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中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1941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甚至戴着特务帽子在延安一年多。后来是毛泽东亲自纠正错误脱帽鞠躬向被错打的人致歉。他就原谅了。
父亲告诉我，党会犯错误，纠正错误需要一段时间，估计这次运动到纠偏至少需要三年。这三年他可能过不去，可能活不下来，但绝不是自杀。因为在“延安抢救”被打成特务时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熬过来以后不会再有了。1966年5月17日邓拓自杀，闻讯后我父亲叹息不已。他说他曾在4月间告之邓拓至少要准备带帽三年，但邓拓没有经历过“延安抢救”，没能挺住。他要我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动摇，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后来知道，像我父亲这样对“文革”的残酷有预见的老干部并不多，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文革”竞持续了10年，他从被打倒到被“解放”竟然整整12年！
在当时，我瞪大眼睛听，好像自己完全失去知觉了。这是天方夜谭吗？实在太可怕了！可是，不管那时我想听不想听，甚至心理抗拒着不愿意听，大脑都像留声机一样，把这些话统统刀刻一般地永远印在我脑海里了。在我未满1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晓得了原来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来自外边，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1998年，我母亲写的思痛录开篇就是“抢救失足者”，揭露这一段历史，出版后引起社会巨大震撼。可直到如今，这个历史秘密并没有完全揭开。
1966年5月，让我这个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崇拜的孩子理解这些，实在毫无可能。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预料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将面临严峻的人生路考，弄不好会被摔下车粉身碎骨，所以下定决心无论我能不能理解，也要用最快的速度给予我最严重的告诫，让我有思想准备。多少年了，父亲当时的严峻神态和一口淮安方言穿过岁月之河，经常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畔，提醒我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过去。
自1966年6月起，我一下子从巅峰掉到深谷，不但原有的所谓革干子弟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被砸的粉碎，家庭和生活也被完全颠覆了。我再也没有了快乐。父亲被关在建国门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母亲当时是河南安阳四清工作团团长。刚下火车不让回家就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挨批斗，结果一下子疯了，连我都不认得，医生说是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批斗班结束，原来在东交民巷10号的家早就没有了，她被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由我家做饭的保姆张文英看着。那时，赵婆婆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住进清华大学东门对面的小茅屋。过了两年，直到我父亲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受押期间不知用什么法子直接向北京市申诉无房，才在偏远的永定门丁家坑新建区得到一套两间的单元房。我把患病的母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接出来，又把两个弟弟接来，和张大妈一起，老幼病残组成了一个家。我母亲后来写过一篇中篇《夕阳赋》，就是写赵婆婆在我们家四分五裂的时候，怎么保护了我们三个孩子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我被分配去云南农场。工宣队说，这算是照顾你了，你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应该去农村插队。1966年5月15日12点47分我和同学登上了去云南的列车。我清晰地记得，瘦小的妈妈当时穿着藏蓝色的上衣，站在车窗外面抿着嘴唇，似笑非笑的望着我。而最让她宽慰的是，她知道她的女儿没有辜负她，她的女儿和她18岁参加共产党一样，就在这一刻离开家庭奔向社会了。
列车缓缓启动时，车厢内外，哭声一片，而我大声呼喊着：妈妈，再见！北京，再见！我在用行动向妈妈，向老师，向社会证明了我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
艰苦劳动中自我磨砺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那几年让青少年的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跌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逼迫下，被动地被捶打，那么，陇川农场的经历才是真正地自主磨练和自我造就，从肉体到精神锻造出了今天的这一个我。
对于下乡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是想证明自己。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从未受过屈辱却骤然落到社会底层的我最为自然的一种反抗。人的意志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实在难以想像，我从未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的磨练，却能在农场劳动中一下子完全适应，没有觉得有多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