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热血青年给胡适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称其为“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在这样危急环境下，凡属热血的青年学生，谁心中不比丧了父母还难过！基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声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梦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的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胡先生我们深切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现在警告你：往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信的署名为“将来杀你的人”。
大学生开始酝酿罢课。胡适依旧试着上堂讲课，但效果微弱可怜。12月13日周五，上下午都有课，上午来了30人，下午只来了15人。胡适告诉他们，“他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到了一周后的12月20日，下午来上课的只有一个学生了。这样的课，当然上不下去了。唯一来上课的学生叫周祖谟，后来在南北朝音乐学和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
胡适最担心的是青年人被政治口号所迷惑。他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
“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后高潮，发生在1935年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蒋梦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复课”与“放假”的问题。到会的学生有600人，气氛十分紧张。胡适在会上发言，重提“要在敌人威胁之下照常读书”，并说：“北大不仅是你们的，也有我们的一份。学生不上课，教员拿钱不教课，算干什么的？”胡适的发言引来了一片嘘声。会议就是否复课举行了表决，举手的只有100余人。
表决之后，有一位署名“学生友仁”、“学数理的青年人”自称因在那次大会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来总睡不好”，给胡适写了封长信，信中说：“有些同学被吓唬住，不敢举手。正在气愤时，刚好听到胡先生的‘懦夫’。”于是才鼓起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他在最后写道：“胡先生，你的几十年来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我很愿意尽力取得！”
这恐怕是“一二·九”中胡适唯一的一点慰藉了。
1936年1月，周作人写信给胡适，安慰他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胡适回信说：“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学生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不做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提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1936年7月，胡适去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途经日本时与评论家室伏高信有过一段对话。胡适对室伏高信说：“我们由指导青年的时期起已20年，在这期间里，中国青年已经好几度变迁了。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虽然如此，到了最近，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