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作者：李伟，原题：《批评者的跌宕起伏》
胡适在1930年底重返北京，过了一个热闹的四十大寿。转过年来，他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和北大新校长蒋梦麟制定了雄心勃勃重建新北大的计划。1931年的暑假，他带着大儿子胡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在北戴河过了一个轻松的夏天假期。9月14日，第二个学期就开学了。而4天之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胡适教书育人、读书写字的好梦再次被打碎了。
1932年后，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天高涨，即使北大的学生也和他越来越疏离了。胡适一贯认为，青年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时刻越应该冷静，也更应专心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是他一生的坚定信念，早在美国康奈尔读书时期，他就坚决宣传这一主张，并因此招来一片恶毒的咒骂。
在抗战之前的北平，他仍然以同样的话告诫青年。此时旧调重弹，是基于他自己的信念，并非因为他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要维持“秩序”。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日运动，即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们高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这时候，胡适所能守卫的也只有一张课桌了。
6天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其中赞扬了学生运动：“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但胡适的重点还是规劝学生返回课堂，不要以罢课为武器对抗政府。他还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
这是一个沸腾的年代，国难深重，民族危机高涨，外侮内患日益不绝。时代的主人公注定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而不是“余永泽”。胡适依旧苦口婆心劝解，而他那套静心守志、锻炼成才、学术救国理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在一些青年看来，胡适甚至成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
胡适再次落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