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莫罗科夫卡收容所时，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几天后，他又让其弟溥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拓夫手上，但没有得到答复。
此后，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溥仪十分沮丧。上层路线走不通，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有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
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看上了溥仪的手表，那是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价值不菲。军官伸出没有手表的手腕，望着溥仪笑。溥仪心领神会，立即将手表摘下，戴在军官的手腕上。
在伯力看守所时，苏方要求代他保管所有物品。在登记时，看守所所长看见一条项链十分华美，带着羡慕的神情说：“我要是有这样一条项链送给我妻子，那她该多么高兴啊!”溥仪当场将这条项链送给了他。
一天，苏联当地的内务局局长邀请溥仪到隔壁的别墅去吃饭，溥仪不知道苏方为什么要宴请一个俘虏。当见到那位局长时，溥仪才明白了苏方的用意。局长告诉他，苏联虽然胜利了，但还需要恢复战争创伤，遇上了今年的干旱，收成不好，困难很多，希望溥仪将贵重物品贡献出来，以解燃眉之急。
回到看守所，溥仪左右为难：如果将珍宝全部献出去，实在是舍不得；如果不献，留在苏联的愿望肯定实现不了。最终通过与其他人商量，决定将金碗、金瓶等一些价值低、体积大的物品献出去，其余的藏起来。藏在哪里合适呢？恰巧他们弄到了一个装电影机的箱子，溥仪的随从李国雄找来工具和铁丝，在箱子里做了一个夹层，将468件宝物放了进去。还有一些既舍不得献，又放不下的宝物，则分给其他人，如溥仪的侄子毓分得一个宝石金手镯、一个钻石袖扣和一袋珍珠；李国雄分得一块钻石、一个蓝宝石帽花和一个祖母绿帽花；其他人也各得三四件。
后来，随着囚居场所的变换，溥仪怕这些珍宝被苏方发现，落得个欺骗苏联政府的罪名，决定将部分珍宝销毁。他派人将一些钻石、手镯扔进了江里，将一些珍珠投入火炉。1950年8月溥仪回国时，将部分保存下来的珍宝带回国内，交给了人民政府。
然而，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苏联方面一直都没有答应他留在苏联。所以，在整个俘虏生活中，溥仪始终惴惴不安，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陌生人，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收他们的人员，总是被吓出一身冷汗。
国际军事法庭作证8天
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局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询问日本关东军如何控制伪满政府，溥仪怎样由天津到东北当“皇帝”等等。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原来是为出庭作证做准备。
溥仪在苏联军方的押解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乘水上飞机前往日本。到达日本后，先后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法官克莱默尔和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
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
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拓夫表示了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但别尔缅拓夫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
1950年7月31日，溥仪登上了回国的列车。（作者：马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