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宪法本身，我们同意这样的主张，就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国。根据这个道理，就必须承认革命民权，这种民权，就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所说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5〕”的民权。在现在说，凡抗日的人民及团体，均得享有这种民权；而凡卖国汉奸，则不得享有这种民权。次之，就须承认直接民权。这种民权，要用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新式代议制来实现他。又次，就须承认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权。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我们只有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的“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代宣言）。再次，必须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地方自治，应由乡县到省，省得自定不与国宪抵触的省宪，自选省级政府。最后，还须承认“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国代宣言）〔6〕。宪政必须以实现民生幸福和繁荣为目的，这才是新民主宪政的特点，而不是旧民主的宪政。综合这些原则，就是今日中国新民主宪政之所必需，也就是我们在各抗日根据地所勉力实行的。
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我们一向主张澈底修正。对于国大代表，我们一向主张重选。因为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所规定，也应该赞成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而过去的国大选举完全违背这些原则。而且是内战时期的选举，为国民党一党所包办，不合抗战时期已经变更了的情况。其成份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阶级，不能代表广大的工农平民。加以其中有大批人已叛变投敌，应予通缉惩处，再无代表资格。所以应该以重新修改的选举法重新选举代表，而此种新选举法，不应有任何被选举权的不当限制，尤其不应以党义考试来限制，不应有候选人的指定，不应当由乡镇长来推选候选人，不应有对少数民族、边疆及华侨的不平等待遇，并且应容许各党派的竞选自由；这样选出来的国民大会，才有可能多少代表民意，多少实行民主宪政，否则，还是党治，不是民治。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澈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现在我就来说国共关系问题。自武汉失守以来，国共关系愈变愈不经常，至去年为最紧张，但我党却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欢迎用政治方式合理地解决。我们和全国人民曾几次制止了内战的危机，就在去年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丝毫放弃我们对于团结的愿望。所以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政治解决”的声明，虽然其中含有对共产党极端诬蔑的八字由头即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而不知正是相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英勇抗战，则民族与国家将不知要败坏到何等地步；但我们总还是愿意期待着。因为我们知道，不论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是定了的，民主的趋势，正如日中天，中国不欲胜利则已，如欲胜利，必须先求国内的民中团结，然后才能获得国际的民主援助。抗战愈近反攻，这种国内团结，会愈感到需要。纵然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妥协分子，还在制造磨擦，还在准备内战，而消灭共产党的心亦始终不死，但国内外大势所趋，他们的阴谋恐终难完全得逞，因之，我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民主团结是我们行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要求国民党保证今后再不发生有碍这种民主团结的事件。
国民党所谓“政治解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照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则谆谆要求共产党实践自己的四条诺言。我党对于自已的诺言，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澈底实现而奋斗”。恐怕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像我们各抗日根据地为三民主义这样真正努力的。可是有些人们却说我们做的不对，好像实践了这条诺言，反而犯了罪过似的。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上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移，任何人找不出我们做的有丝毫不合这一条的地方。可是有些人们却在那里天天想推翻共产党，实行反共运动，实行没收农民土地的政策，难道这也算是要求共产党实行自己的诺言吗？第三条，“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现在我们各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就是民权政治，全国政权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统一。可是对边区却至今不予承认，难道国民党允许承认边区的诺言，便可以不实践了吗？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这一条也是行之已久，并且成绩卓著，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就是铁证。可是毫无接济，新四军且被诬为叛军，取消其番号，至今尚未恢复。虽然如此，八路军新四军至今仍忍辱负重，艰苦奋战，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抗击了在华全部敌车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而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不过仅占我全国兵力的九分之一。过去及现在既然如此，将来反攻之战，我们深信，是一定可以担当极其重要的任务的。
我党这种态度，我八路军新四军这种战绩，我各抗日根据地这种建设，自信是有助于团结，有助于抗战，有助于民主和进步的。国民党如果有准备反攻实施克政的诚意，我们希望真正从“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入手，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内可以取信于国人，外可以取信于盟邦，抗战的胜利基础，才会从这里奠定。“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我党愿意坚守四条诺言，但是国民党与政府也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并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的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战的最后结果，必然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
我们在这个纪念孙先生的日子，热烈的希望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们很愿望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我们也热望孙先生遗嘱中开国民会议的那一条，能够在不久就可实现，使民主自由的宪政，真能见之实施，而不是徒托空言，造成很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局面。
一九四三〔四〕年三月十二日
根据1944年3月14日《解放日报》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