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中国抱有好感还是有意回避刻板政治史观束缚的人，都容易产生某种焦虑，那就是如何独立发现中国自有的“近代”形态。在他们看来，过去的解释模式似乎总难摆脱西方历史观控制的魔咒。
例如，如果要规避“革命史”把西方入侵统统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负面解释，似乎就必须以颂扬西方传播现代化福祉为旨归，双方立场尽管截然对立，讨论的圈子还是逃不出西方对中国历史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如何衡量此作用之程度这个核心话题。这就如同赌博掷出的银币，在地上旋转出的图案仍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侧面。
一些学者坚称明清之际出现了一股“人的觉醒”思潮，颇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日本学者如岛田虔次也认为，明季以阳明思想对下层民众的浸染为契机，唤醒了某种“市民意识”，但进入清代却惨遭挫败而趋于沉寂。这类论说很容易予国人以莫名其妙地自我安慰，好像未庄的阿Q挨过打之后还硬说，老子也曾经火过。
这些论调在清末的一个变种，被戏称为“古已有之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是，“光学”这点货色没啥了不起，咱们先秦的伟大墨子早已有过类似发明，西人不过拾我牙慧而已。癫狂的自恋背后是学术青春的无谓消耗，如与“早期启蒙”的思想史研究相对应，经济史研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持久讨论，甚至连“早期商品化”与工业化时代商品化之间的区别都没搞清，就皓首穷经般地寻究中国文献中“资本主义”存在的蛛丝马迹，其偏执和倔强的态度倒是的确让人起敬。
有人辩护说，这个举动虽追逐的是个“假问题”，但具体研究中发掘出了新史料，做出了“真学术”。我却怀疑，在“假问题”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到底有多少价值着实令人起疑。以上种种表现奉持的均是在中国历史中努力发现西式近代因素的思维逻辑。
近年出现的“大分流”观点进一步对此热潮推波助澜。“大分流”史观认为，在西方全面实现工业化之前，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几乎与之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只不过后来西方抓住了一个偶然机会，寻求到一种新的转变模式，才最终拉开了和中国的距离。
“大分流”的观点极易造成一种错觉，意思是我们失去与西方齐头并进步入近代的原因，纯粹是一种偶然论的结果，要改变这种局面迎头赶上，仍然只有模仿西方这一条出路。这个观点其实与当年中国史界流行的“失去机会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有人认为，乾隆时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仅仅由于拒绝叩头就被驱逐出境，清朝由此遗憾地错失了一次打开大门面向世界的机会。
“大分流”说则以历史的偶然性为依据，仍然想要确认西方近代化道路具有无可比拟的唯一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效法乃是非西方世界的必然出路。中国近代历史也只能在与旧的社会结构实施决裂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完成转型。
无奈的是，这样貌似新颖的评断极易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比如说，既然中国很久以前就产生了类似西方的“近代”因素，那么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分流”的趋势呢？似乎是某种神秘力量腰斩了中国“近代”胚胎的发育，中国就像个病入膏肓的巨人，每当刚刚萌现自我复苏的迹象和能力时，却又莫名其妙地被某些不明病菌扼杀掉了彻底康复的机会，只得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西人诊治。而交付的理由却至今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