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民工热”，折射农民工五大困境
文学来源于生活。
书评界人士说，“农民工文学”所触及的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三农问题”和“城乡差别”。
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去年的研究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达21％，1亿左右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与此同时，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同种岗位工资差距的形成因素中，对农民工的歧视因素达39％；拖欠工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超时劳动得不到应有报酬；在所在的城市不仅没有选举权，更被视作社会不稳定因素；子女入学无门，医疗缺乏保障等等。
跨入城市文明的庄稼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他们的现实，混合着生存的焦虑、身份的焦虑、话语权的焦虑。他们的汗水、泪水，折射出这一群体的诸多困境。
困境之一：工资清欠难
“欠薪”二字似乎是农民工心头长久的“痛”。近年来，尽管各地清欠农民工工资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拖欠事件依然屡见不鲜。每到年关，当多数人在暖意融融的家里感受亲情的时候，在城市的寒风中仍能看到农民工们为生计而匆匆奔走的身影。
一组数字令人揪心：目前，全国农民工工资拖欠总额仍达到1000亿元，其中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为72.2%，仅有6%的农民工能按月领取工资。
困境之二：儿女求学难
“爸妈到哪儿，我就跟着到哪儿上学。”“爸妈最愁的，就是求人让我上学。”“我们的学校一直在搬家，教室是租的，越搬越远了。”
……
孩子们的话道出了许多农民工的忧虑。
2001年，国家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然而，流动少年儿童的就学困难依然不小。一方面，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公办中小学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同时，流动儿童上公立学校，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费用。另一方面，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数量严重不足，而一些适合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需求、收费低的民办简易学校，在一些地方却得不到承认，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行关闭。
困境之三：游离于社保“安全网”外
春节过后，求职热潮涌动。笔者走访了一些劳动力就业市场和职业介绍所，但见里面挤满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面对满眼的招聘信息，他们却一脸迷茫：一来是许多单位都不接受单个农民工就业，要求有劳务公司介绍；二来是就业市场的需求岗位虽不少，但门槛不低，岗位技术要求也较高。没有一技之长，找工作的难度很大。
为了方便求职者找工作，有的地方发布了“求职地图”，并配有“岗位竞争激烈指数”。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来说，平常不看报，也没有电视可看，更谈不上上网，难以获得“地图”信息。有的人即使知道消息，也觉得对自身求职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说，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大多数农民工仍游离于社保的“安全网”之外。
困境之四：精神家园在何方
精神苦闷、渴求文化、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农民工这方面的种种需求，也难以获得满足。
菜农陈军的出名，是因为他在自己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办起了一条“烦忧热线”。一年多来，他接到1300多个来自农民工的“烦忧”电话。看到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提“幸福指数”，陈军想知道，有人研究过农民工的“幸福指数”吗？他总问，“幸福指数”离开文化生活能行吗？
一项调查表明，部分地方的农民工已经建立了同乡会、农民工协会、打工者联合会等自发组织，打工文学、打工杂志和打工者艺术团以及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在一些地方出现。但相形之下，一些部门和地方为改进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力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