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对外开放的另一着妙棋，就是充分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原工商业者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压在他们头上的“资本家”的帽子，却毫不留情地影响着他们自身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到他们海外的至亲好友，让他们有点喘不过气来。他们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摘掉帽子，放开手脚做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邓小平并没有忘记他们。1979年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工商界名宿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人，就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等问题向他们征询意见。
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工商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胡厥文首先发言。他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资本家的帽子也没有摘掉，工商界心有余悸。荣毅仁提出在吸引外资方面需要一个部门协调，避免多头对外。他们还就吸引外资问题谈了很多想法。
邓小平一边倾心细听，一边点头微笑。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还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关于给资本家摘帽子，邓小平明确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对荣毅仁寄予了很大热情与厚望，希望他摆脱行政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和引资创出一条新路来，并且明确表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
时年63岁的荣毅仁精神百倍地迅速行动起来，决心“今后十年一定要当它二十年用”，抓紧起草报告，筹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再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全权负责。”鼓励他放开手脚大干。
6月2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科学地界定了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彻底摘掉了多年来压在民族资产阶级头上的“资本家”的帽子。9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又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制定出台了《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这一《规定》明确指出：今后不要叫原工商业者为“资本家”、“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私方人员”。
10月4日，邓小平在谈到经济问题时再次强调：“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同日，在邓小平全力支持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亲任董事长。
中信公司成立后，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创造了许多个令人叹服的“第一”。如第一次在国外发行债券，第一次经营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业务，第一次自办银行和收购香港银行，第一次搞房地产商品化，第一次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每当荣毅仁遇到麻烦写信求助于邓小平时。邓小平总是在信上批示有关部门开绿灯，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1984年10月，为庆祝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北京召开一次中外合作讨论会，国内外众多金融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及著名学者专家云集于此。10月6日，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与会者。他高兴地说：“这么多国际著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到北京来，体现了各位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国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希望所有的外边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会后，邓小平挥毫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棋局中，海外华人华侨占有相当的位置。在他会见的海外客人中，可以列出一长串港澳和世界各地华侨和华人企业家的名单。其中有：包玉刚、霍英东、马万祺、王宽诚、李兆基、李嘉诚、荣尔仁……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时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一席恳切的话语中饱含殷殷关切之情。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及港澳等地和内地的荣氏家族成员代表。邓小平对荣毅仁的胞兄荣尔仁说：“荣氏家族对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有功的。”褒扬之余，期望有加。
6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企业巨子李嘉诚，对李嘉诚几年来捐资办学、为祖国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10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王安电脑公司总裁王安时说：“你在美国、国际上很出名，希望你能够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不止于此，邓小平还多次特别强调：“我们欢迎海外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回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发达起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事实充分证明，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不乏有心报国的仁人志士。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乃至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这些海外华侨、华人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合资经营可以办”
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最有胆略之举，恐怕要算大力倡导搞中外经济合作了。合资经营，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合作形式。“合资企业”这个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颇有几分洋气，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之一。
中国经济界第一次接触“合资”的概念，是在1978年这个历史转折点；认同这种模式并付诸改革实践的，正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率领代表团来华。在双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时，董事长建议中国最好采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来经营。他补充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从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据当时在二汽工作并参与谈判的李岚清回忆：“尽管他们说得有道理，但情感上觉得不可能。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怎么可能同你‘结婚’？”但李岚清还是把这段内容如实写进了上呈国务院技术引进办公室的简报。
1979年2月11日，国务院技术引进办公室人员心存“合资这种形式在中国已绝迹几十年，共产党能与资本家合资吗”的满腹疑虑，向中央报告了有关草案议案。此时，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看到了这份简报，他马上在其相关内容旁边，明确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这一批示，一下子冲开了当时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禁区。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汽车业普遍持谨慎态度，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被评估为“很差”。大众汽车作为极少数对中国的邀请发出肯定信号的生产商之一，和中方开始了长达6年的艰苦谈判。1985年，上海和德国大众公司终于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中外合资及外资企业的创办，不仅为我国引入了急需的资金，也使我们学到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懂得经营和如何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才。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意义的就是利用外资。资金缺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困难因素之一。为此，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大胆利用外资。他认为，利用外资的规模可以大一些，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完全有能力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我们既要利用间接投资，也欢迎外国人直接投资。要引进外资，就必须为外商创造合理的比较好的条件。邓小平指出：“很简单的道理，让人家来投资，不赚钱是不行的。费用太高了，就赚不了钱，这方面不下决心不行。”根据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意见，1986年，全国人大、国务院作出22条相关规定，为外商投资提供进一步的优惠条件。此后，外商投资热情日益高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引进国外人才，利用国外智力资源，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设想。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项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引进智力的决定，国家经委专门设立了“智力引进办公室”，以各种形式进行引进人才和智力的工作。或聘请外国知名专家和学者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技术顾问；或请外国专家参加重大工程项目，如长江三峡、大亚湾核电站等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或请外国人担任企业经理、厂长；或由外国人单独举办或中外共同举办技术革新和管理培训中心；或邀请外国专家学者参加各项国际研讨会；或由中外专家合作进行重大课题研究……截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各类外籍人员达4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