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奉调中央，我在北京上学
1954年9月，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调到中央工作，但仍有一段时间兼任上海市长。1955年春，陈昊苏也和家人一起来到北京上中学。
“上中学以后，父亲的姓名就没有必要保密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对外人说。学校的领导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是陈毅。1958年我在北京四中上学，学校还特别请我父亲来学校演讲。那天下午，我和同学们都在上自习课，听到通知就到操场上集合，我才知道是父亲来学校作报告了。那一次，父亲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讲了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大道理，给我和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京读书的这段时间是相对安定和闲适的，陈昊苏和弟弟像普通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放学。
当时毛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召集会议，所以陈毅每天回家都很晚，睡的也晚。陈昊苏和弟弟们早上都不吵闹，吃完早餐就去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父亲又出去工作了。好几天不见面是常见的事。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作为陈毅的长子，陈昊苏被寄予厚望，学习是被极度重视的。1959年，陈昊苏高中毕业。
陈毅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8岁的陈昊苏也想负笈西行。他在外语分院留苏预备学了一年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但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压缩中国去苏联留学生名额。“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我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对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不是特别清楚，父亲也没有明确说不希望我出国留学。他可能有所考虑但没有向我表示过，如果我去苏联留学，他作为外长，有些不太方便。”
陈昊苏终未成行。1972年，22岁的妹妹陈珊珊赴英国留学；2000年，19岁的儿子陈兴华赴欧洲留学。陈家三代的留学经历得以一脉相承。
问：您与父亲的交流也像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吗？
陈昊苏：一样，也不一样。他在外面的应酬多，几乎每天晚上都不在家里吃饭，参加完各种活动后还要去中南海开会到很晚才回家。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父亲分管科技，要求孩子们“不搞空头政治”
留学未成的陈昊苏于1960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
陈毅刚到中央工作时曾分管科技工作，当时，他有一句名言：我这个副总理是给科学家拿皮包的。
“我在家中是老大，第一个进大学。”陈昊苏在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建议他学习工科。
“我平时受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历史很感兴趣，学文科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父亲主张我学习工科。他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自己年轻时也是学工科，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纺织科。后来，认识到旧中国政治腐败，无法保障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要投身于政治斗争，创建人民的国家，为发展扫清道路。到了我们这一代，父亲认为政治问题已解决，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最缺乏的就是科技人才，所以鼓励我去学科学技术。”
就这样，陈昊苏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七机部工作。
遗憾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打碎了陈昊苏的技术梦。1971年，陈昊苏所在七机部让他改行搞政治工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他已患重症，处在闲散的位置。他表示这个问题应由你自己决定。他说过去曾经认为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看来并不正确。政治上的动荡太频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影响。只要你自己把握好，搞政治工作也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搞空头政治”。
陈毅一贯的思想就是认为搞政治运动不是好办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造成很多后遗症。“‘文革’前他在高等学校讲话强调‘又红又专’，反对不加分析地批判所谓‘白专道路’。这里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正确的政治应该支持技术和业务蓬勃发展，而阻碍技术和业务发展就谈不上是正确的政治。他希望我改行搞政治工作以后能记住这一条。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记住了并且也做到了。”
父亲的一席话，让陈昊苏走上了从政这条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直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问：能否谈一谈在“文革”中父亲是怎样影响你们的？
陈昊苏：“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在大学和中学读书，没有毕业。父亲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运动，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绝不允许做出格的事，不能搞什么打砸抢。但“文革”本身就具有“极左”的倾向，父亲正是因为反对“极左”受到了冲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动摇，没有忘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也教育我们不要因为不幸的遭遇而动摇，不要怀疑我们党的事业的正义性。我觉得这就是他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当时我们比较年轻，政治上缺乏经验。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这场运动中犯错误，但当我们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后来我们能顺利走出劫难，要感谢党和人民扭转大局取得的成功，父亲的教诲对我们经受住考验也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