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和1951
1947年5月，李宗恩赴北平，正式担任协和复校后的第一任新校长，也是协和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校长。1948年5月，协和医院复院后正式开始收治病人。
复校后的协和，吸引了协和人纷纷归来。林巧稚于1948年5月回到协和妇产科。是年秋，张孝骞从湘雅重返协和，担任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当时内科只剩下了15张病床，张孝骞到库房里寻觅，把已经拆散了的仪器拼凑起来继续使用。
彼时的协和百废待兴，协和医学院正式复校开课的时候，“人体解剖学是靠从北京大学‘借来’的两具尸体开课的，显微解剖学幻灯片则是从散落在楼内各个地方的杂物堆中找回来的。”
不过，身处大时代的协和却并不能够置身内战的硝烟之外。局势已经渐渐明朗，解放前，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李宗恩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他拒绝了，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
亦有少部分协和人远走他乡。1948年，协和有7人当选中研院院士，他们中的4人日后在异国终老，包括林可胜。林可胜对国民党的贪腐失望，远离政治，赴美国学界就职，重返医学王国，晚年从事痛觉的神经生理和镇痛药作用机制的研究，他仍然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不过，因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要职，除非被当成批判靶子攻击，林可胜渐渐被祖国遗忘了。大陆出版的协和官方资料中，几乎很少能看到林可胜的名字。
留下的协和人开始迎接新时代。协和依然有不问政治的传统氛围，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协和的美国高级职员回国述职。除此之外，协和似乎一切照旧。曾在协和医学院办公室任职的孙玉珊在《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学院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录，当时学校的最高领导仍然是中华医学基金会，直接掌管协和的经费、财产和人事权力。1949年至1950年度，该基金会年度拨款为60万美元，其中协和医院占了12万美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协和的命运转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包括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协和代表娄克斯在内，在协和的美国人已经全部撤离。娄克斯写给李宗恩的信上说：“美国人从你们中间销声匿迹，或许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由校长李宗恩和该基金会联系，每周汇报一次情况。
协和的财政危机接踵而至。美国财政部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金融业务以及银行账户，娄克斯曾试图寻找给协和汇款特别许可的机会，但是一无所获。1951年1月15日，中国教育部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各个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院校的处理办法。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正式决定接管协和医学院，并由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协和宣布。李宗恩给中华医学基金会发去电报：“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来自协和与该基金会最后一次直接通话，三十多年的磨合努力就此曲终人散。
李宗恩仍然留任协和医学院院长，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两个月内，李宗恩受到了十几次大小辩论会的批判，批斗他的罪行包括别有用心地说协和今不如昔，企图以资本主义医学教育方向代替社会主义医学教育方向等。李宗恩由协和调任到昆明医学院，先是到门诊部看诊，尔后又转到图书馆去整理外文杂志。
1962年，与协和渐行渐远的李宗恩去世。他在生命的终点挂记的，应该还是自己一手创建的贵阳医学院。贵阳有一次上演美国电影《万世师表》，主人公契普先生一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只有献身教育的决心及关怀学生的诚挚之情。散场时，学生们把他们的校长围在影院前的广场上，迟迟不肯散去，“再见吧，契普先生”的呼声此起彼伏。平时理性冷静的宗恩，此时却很难平静，他轻轻地重复说：“谢谢！谢谢！”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协和医事》(讴歌编著，三联书店2007年10月版)、《话说老协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