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德”的内省
今天的黄浦公园，以人民英雄纪念塔作为公园主景。传说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当然更无处可寻。它更像是一所中国到处可见的普通公园。在今天的中国的公园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另一种牌子，诸如“请勿践踏草坪”“禁止折攀草木，违者罚款”等等。
熊月之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论道：上海外滩公园引起的另一种反应，即除了维护民族尊严争取权利的“外省型反应”的另一种“内省型反应”，较少为人所知。当年洋人限制华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华人不守公德，摘花践草。有史料记载，在外滩公园允许华人凭券入园后，华人“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在租界的华人公园开放后，有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
在1913年，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这样写道：“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杨昌济说，西方人虽然是欺人太甚，但中国人如果不改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湔洗之期”。
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中这样的清醒反省，一直没有停过。但是，熊月之指出，在1928年外滩公园取消对华人入园的限制后，这种内省不见了，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一概不见了，在学者的笔下也基本不见了。外争权利笼罩了一切。
北京学者梁晓燕将这种公共空间归结为这样一个定义：“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公共规则下，自由享用的空间。”
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只有私人空间和官家的空间。在公园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却是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平等权利，都应受到尊重的空间。在这里，你对公共规则的遵守，实际就是对他人利益的尊重。梁晓燕说，当年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其实这是一个极为准确的说法，即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内核和权利的边界。群体不代表个人，个人也能不否定群体，公共空间的含义就从这里而来。
百余年来，在“公共花园”(外滩公园)上的中外冲突，与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融合是一体的。这个过程充满矛盾与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原标题：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作者：黄艾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