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之下，工部局只得同意花园自1886年5月4日起有条件向中国人开放，让华人凭券入园。每券限用一星期，据统计，在1889年那一年，共发了183张。
但问题并没有全解决。华人入园要凭券，洋人就不用，本身仍是不平等。但即使这样，洋人还是嫌来的中国人太多了。在1890年，管理公园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近一年，“申请入园的人逐渐增多起来……迟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无立足之地”，报告还说，他们发现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更改券面日期。
这时，工部局正准备在苏州河边第三次填滩造地，扩展公园。由于上海道的反对，最后，经谈判，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的“华人公园”。1890年12月，华人公园正式开放，比起外滩公园，华人花园(今已成为一块街边绿地)设备简陋不少，环境卫生也差很多，但此后，华人的抗议之声就基本平息了。
清末，广州荔湾居民抵制美货的新闻画《女界光明》。1905年，美国政协胁迫清政府续订华工赴美，驱逐华工的《中美会订华工条约》，在上海、广州相继爆发了抵制美货及拒约运动。
革命风暴下的标靶
时间又过30多年。1927年，《申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远在西历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国方面即有……唐茂枝等向工部局提议开放，俾华人得与西人享受同等待遇，但工部局方面则置之不理”。这时，唐茂枝等人的行动，已经被强化成“我国方面”。这种叙述，已经明显带有1927年中国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印记。
19世纪在上海，华洋关系要比在广州和谐得多。当时的上海人，都以西化为时髦。西方人在上海举行的各种运动，虽然不让华人参加，但他们却欢天喜地去观看。比如跑马场赛马，上海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连附近的苏州、杭州、嘉兴等城市的人们也不顾旅途奔波赶来。由于观众实在太多，那些简易的看台常常发生倒塌伤人事故。遇上租界兴办诸如法国国庆、英女王登基等活动，上海人均踊跃参加，积极性比庆祝慈禧的生日要热烈得多。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初，情况已大为不同。这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上海开始高涨。这时的标志事件，是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底的大闹会审公堂案等等。这些运动的背景，是上海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强大起来的想与外商抗衡的社会精英阶层，1902年，一批多数出身买办的绅商们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又成立了“上海商务总会”，后者就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民族主义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归国留学生和新学堂的学生。当时上海的报纸杂志铺天盖地的爱国宣传，在民心动员上也起着关键作用。当时宣传的一个重要标靶，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今天，学者们对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告示牌争论不休。从历史档案中，至今没有查到直接写着这样条文的规定。能查到的工部局最早的相关文件，是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第24项共6条，其中第1条说“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但许多文人学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确实亲眼看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
对此，熊月之论述说，为什么在1900年以前的文献中，迄今未见到将公园规则第1条和第5条相提并论的情况，到1900年以后就多起来了？这有两种可能：一，1900年后公园确实出现过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二，是民族主义兴起后，人们很容易从这种公园规则中品出辱华的味道，从繁琐的规则中演变出简单的“华人与狗”。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条史料：1907年，上海绅士李维清在其编写的小学课本《上海乡土志》中是这样表述的：黄浦公园尚许洋人之养犬入内，独禁华人，此乃“奇耻”！这里说的是连狗都可以进，独华人不能进。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说：“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时，这块“华人与狗”的标牌，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屈辱象征。
1928年6月1日，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汹涌浪潮中，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
约1865年，上海街头的小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