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候家里因为人口多，每次到供应站买东西都只能省着买，伙食也不好。有时孩子们闹着要吃点好的，你教育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吃得比过去的地主还好!孩子们不服气，还顶着说，他地主算个啥，罪大恶极的怎么能跟咱们比!看着孩子们纯真的劲头，我们都笑了。那时，糖西红柿就是孩子们最好的食品，但他们都只挑西红柿吃不喝汤，你就逗他们说：这个汤得喝，喝了汤，肚子里就会长西红柿，就再也不愁没有西红柿吃了，于是孩子们又争着喝汤。那几张小嘴贴在盘子上贪婪地吮吸的样子我现在想想都还忍不住笑。
还有就是紧张工作一天后，晚上如果没有会议和其他事情，你偶尔会邀上屈武、杨明轩、赵寿山等几位老熟人一起打几圈麻将放松一下。玩到开心时，你还会搞点小动作，眼疾手快地从已打出的牌中捞起一张大声说“我和了”，其他几位或眼神不好看不清，或看出来就大声向我告状。我还记得你那时每每玩到高兴时，还会哼上两句秦腔呢!仲勋，那是多么开心的一段时光啊!谁会想到，1962年，狂飙骤起，顷刻间，我们这个温馨幸福的家就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张条子。从此，你就被指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背着那莫须有的“反党野心家”罪名，受审达16年之久
50年代末，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了一部小说《刘志丹》。
1962年7、8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有人看到了《刘志丹》小说送审样书时，就有不同意见，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创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那时，正是毛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张条子。从此，你就被指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背着那莫须有的“反党野心家”罪名，受审达16年之久。
那一年，中央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你就在家里“反省”，接受审查。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找你谈话。总理对你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你也对总理说，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陈毅则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振作起来。那以后，总理还特意交代我，要我请假留在家里照顾你的身体和生活，防备你有一念之差。
停职检查期间，他们把你安排住在中央党校的西公所。那里原来是为彭老总留的，后来彭老总没住，就把你安排进去了，让你在那里安静反思。那时候，你常常紧锁眉头沉思良久，小女儿安安不知出了什么事，不停地问你：爸爸，你怎么了?快到“五一”节时，天真的小儿子远平也问你：爸爸，你今年还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玩吗?你无言以对，沉默片刻，你突然朗声说，来吧，孩子们，我今年要带你们过一个真正的劳动节。后来这一天，你果真带着孩子们在西公所后园的菜地热热闹闹地种了一天的菜。仲勋，我就喜欢你这样，没有什么能压倒你。跟着你一辈子，我知足。
也许在一些人眼中，你的“讲真话”简直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而你呢，有时候眼看就要吃大亏，你也不肯说一句假话仲勋，我是景仰你的。我景仰你无论处境顺逆都坚决不说假话、不整别人的高贵品质。仲勋，你我都知道，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多难!你总说，为人处世一定要讲实话，讲道德，实事求是就是党性。
1957年，你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的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严肃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你举例说，国家测绘局在西安要修一建筑，用推土机一下子推了58亩快要成熟的麦子，你认为即使是花了钱买的地，也不能这样做。
也许在一些人眼中，你的“讲真话”简直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而你呢，有时候眼看就要吃大亏，你也不肯说一句假话。“文革”开始后，大、中、小学的学生起来造反。一天，红卫兵来到洛阳百货大楼，不顾商店员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敢出面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