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叶剑英
莫应溎 樊积龄 被港英当局扣留脱险
1924年我在剑桥大学毕业，又在伦敦法学院取得大律师的资格后，即在伦敦执业。1925年春回香港，当香港大律师。当时香港有一间叫《新闻报》的报社，是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所主办的，我由一个姓王的老同学介绍，当了该报社的法律顾问。从此，我就与《新闻报》的主事人陈秋霖和总编辑杨大悟过从甚密，并与廖仲恺有所来往，还结识了不少爱国志士。
1925年五六月间的一天，一个姓郑的朋友来找我，托我办一件事。他说中国有一船官兵从潮汕那边来，被香港水师扣留在长洲海，准备将之解返广州，并说那船官兵是革命派叶剑英所带领的一部分。当时，广州正被杨希闵、刘振寰军阀盘据，革命派诚恐香港英当局把那船官兵解返广州，就有危险，故请我设法营救。当时我对叶剑英是全无认识的，只是出于正义感，认为港英当局不应将一方解往敌对的一方去送死，便毅然接受朋友之托，当即前往港英当局警务处找处长京士(译音)交涉。我指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按英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中立的，对中国的内部军事割据不应有所偏帮，否则牵入中国的政治旋涡中就不好了;英国应以1924年支持陈廉伯搞商团反孙中山为鉴，勿蹈前辙。经过再三交涉，陈以利害，结果京士勉强同意在罗湖与深圳之间的桥边将该船人员释放遣散了事。
该船官兵被遣散数日后，朋友老郑又来说：“叶剑英想请你去澳门五洲酒店见面答谢。”我依约前往，记得当时接待我的除叶剑英外，还有几位青年军官。那时他们都只有20多岁，席间谈笑风生，朝气蓬勃，不愧为救国救民的英俊青年。这是我初次见到共产党人的印象。特别是谈吐中叶剑英对军阀割据的痛斥，对国事的抱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候我才深感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时间过得很快，1950年五六月间，广州解放不久，黄长水与我们组织一个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到老解放区参观。黄长水以华侨工商界身份当团长，副团长有陈君冷、马万祺(代表澳门商会)和我(代表香港华商总会)，全团人数40余人。回到广州时，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在广东交际处接待我们。那时大家都50多岁了，与1925年相隔也有25年了。在言谈间，叶剑英对那船官兵被扣留一事记忆犹新，他还记述说，那天我坐在被扣的船上，这船与香港水师船相距只有几十码，因流水冲撞，所坐的船尾部向着长洲岛，船头对着水师船，正值五六月天时，气候炎热，我只穿一件内衣和短裤，适有舢板仔(即小艇仔)卖汽水水果的，撑近船边来叫卖，我便乘机从船尾顺着船缆落了舢板仔，用钱买通舢板仔小贩载我至长洲岛上岸逃脱的，后来再由长洲请船撑往澳门转到香洲。他又说，当时我的那船官兵之所以被扣，是反动派派人通知港英当局的，据查悉，当时要谋害我的是一个姓胡的人，现在胡某人还在广州。我当时奇怪地问叶剑英，现在为什么不把他捉拿?叶轻松坦然地对我说：“现在广州已解放，事过情迁了，这不算什么一回事，算了。”这一席话使我看到叶剑英那种胸怀若谷，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情操，确实使我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