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么重大的事，当然惊动了高层。接着，8月2日夜，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和“二月兵变”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当时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大会由吴德主持。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像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有讽刺挖苦，但没有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政治风浪也能锤炼和涌现出一些不凡的人物。这次辩论会上，就有一位国际政治系63级的女同学吴廷嘉表现出色。她口才极佳，发言时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言辞犀利、精彩不断。一时间成了校内名人，被戏称为“吴老娘”。她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幸于1997年病逝。痛哉，又一位人才的离去。
那天，直到半夜后，辩论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至此，“二月兵变”也不再成为一个话题。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被迫在8月4日的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康生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卑鄙、最恶劣的小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所谓“二月兵变”开始的。我写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四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六百多名农民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证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展开，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9月7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9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等等。
可是，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之下，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二月兵变”已经不是话题。然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却已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