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秘莫测、狡兔三窟
像所有的秘密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神秘莫测。一个靠刺探机密、暗杀起家的人，对于自己的安全更是上心。于是在他的精心操作下，听说过他名字的人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认识他，甚至是看到过他的照片，不光是他的对手们，还包括国民政府里的“自己人”。当时甚至有国民政府的官员在提到戴笠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为长期从事特务职业工作的缘故，戴笠变得十分敏感，他平时行动莫测，处处设防，不愿别人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认识他，所以流传到今天的戴氏照片并不太多。戴笠还很迷信，他找人算命认为他命中缺水，于是他所起的笔名、化名大都与水有关。
沈醉是戴笠最得力的手下，号称“军统三剑客”之一，18岁就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在戴笠身边担任总务处长有四五年之久。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沈醉证实了戴笠不爱照相的事实：“戴笠平日很少照相，也不爱用照片送人，更不愿与特务们在一起合影。他是做贼心虚，生怕照片给敌人拿去。1945年后，因经常和梅乐斯(美国海军中校、著名特工专家，被美国海军参谋部派遣到中国，与戴笠合作筹办中美合作所)到处视察工作，梅乐斯很喜欢照相，他才慢慢地改变习惯，准许美特们给他拍照。但他随身所带的摄影师王文钊，却始终遵照他的规定，在给他洗印照片时，从不敢多晒一张，底片也都交还给他保存或烧毁。”
戴笠不仅尽最大努力来藏起自己的长相，还把“狡兔三窟”的精髓发挥到了极限。他有很多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他的手下总给人打电话说他去哪里哪里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他却去了另一个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手下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就连美国人约见他的要求，也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戴笠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这是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说的。那是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碴，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那人自然就是戴笠。
四、戴笠只为蒋介石服务 和其他封疆大吏的关系都比较紧张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那就是他们其实只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戴笠这个人，不光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的对象。当然了，有和他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也有自恃权势并不买他账的。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各大派系大佬搞好关系，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戴笠首先要搞好关系的对象，就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宋美龄，戴笠不惜投入大量精力与财力，但在与蒋介石的亲戚方面，戴笠与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宋子文和孔祥熙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自然是各方巴结的对象，可戴笠只是跟宋子文关系密切，却因为侦破孔祥熙一个爱将的受贿案，大大地得罪了“孔财神”，被孔告到宋美龄那里，很是吃了哑巴亏。后来，戴笠帮了孔祥熙不少忙，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
对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戴笠一贯持拉拢态度，如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人，和他关系都十分密切。但奇怪的是，蒋介石的文派亲信们，却都对他没啥好感，屡屡让他热脸贴了冷屁股。
受些小气倒也罢了，最让戴笠难受的，就是处理和中统特务机构的创立者陈立夫的关系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再加上戴笠早期名义上还隶属陈立夫管，所以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从雏形时代就互相争斗，好戏不断。
后来，戴笠势力大增，陈立夫为自己考虑，也想和他缓和关系，为此还作了努力。抗战中，有一次陈立夫派手下左曙天到军统，找到与左较好的军统大将王蒲臣，要一份军统局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单，说陈立夫要请客，搞一次中统和军统的联谊。结果戴笠把王蒲臣大骂一顿：“他陈立夫要请客，跟我姓戴的有什么相干？他陈立夫企图掌握我们高中级人员名单，竟然耍了这样的花招，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去告诉左曙天，在抗战期间，我们双方的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陈立夫的一番热心，就这样被满怀防备敌意的戴笠拒绝了。
另外，戴笠和那些“封疆大吏”的关系都比较紧张，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拿他不吃敬，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还处决过军统局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戴笠在内部大会上发誓要搞垮陈仪，奈何直至他飞机失事身亡，也没找到报复陈仪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