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总理参加晚宴
茅台和天皇
田中角荣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11楼。来接他们飞机的日本人，带来了这几天的日本报纸。日本的六大报，每天都是十几个版面，我去他房间的时候，看他根本不休息。他把所有报纸都铺在地板上，琢磨着，一个一个看对他访问中国的反应，看他回去该怎么应对。
他54岁，精神也好，就趴在地上看。我说，田中先生，你怎么不坐着看？他说，坐着看不方便，只有把所有的报纸，比如说各大新闻的头版放在一起，才能比较着看。他跟我讲，报纸上百分之九十是讲好话的，他说，“你看、你看，好大的标题，套红的”。他很高兴，又指着一张报纸说，“那个是说坏话的，说我好像是被北京的茅台酒灌醉了，让步让得太多了。”
当晚，上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酒会。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举杯祝贺，田中那天确实喝了不少茅台，他很能喝。总理其实一杯也没有喝。表面看，总理喝的也是那个茅台瓶子的酒，其实拿的虽是一样的茅台瓶子，但是倒酒的人都是有技术的，倒的都是白开水。当然总理本来酒量是很大的，但是他老早就不喝了，医生严格禁止的。
晚宴的气氛很好，田中到各桌子上去，他都干杯，都是茅台。他下面的秘书就提醒他，这个酒55度你知道吗，这个酒，用自来火点着它，要冒火的，有人还点给他看，你现在喝的是火啊。可田中不听他的，还训这个人，少废话，今天总理陪我到上海，我还不答谢他？茅台酒在日本有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二天，也就是30日，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离开上海，返回日本。上飞机的时候，总理追上去，又把田中拉下来，他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天皇陛下，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自总理之口，也只有出自总理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之口。你既然跟他建立外交关系了，天皇是个象征元首，你难道不应该向他问好吗？但是在过去，天皇是一个禁语，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一个象征。中国人不提这个的，但是既然建交了，开始政府之间的关系了，那你就得承认他的存在。
我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周恩来才有这种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有一个报纸讲，如果说做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调支持中国，就这一句话。
总理发火
陪伴总理在中日邦交谈判的这几天几夜，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这几天，总理真的非常累。每天我们驻东京的新华社记者，都发回来很多材料，有日本政府的反应、日本民间的反应，还有日本的各种民间舆论，民间调查都报回来，给这个谈判做参考。有一天总理很生气，有一个材料写得不合要领，写到田中角荣的私生活，送到总理手里了，总理说，“你管这个干什么？你还来干扰我的时间，如果我不看，我送到毛主席那儿去，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还看这种材料吗，你们到底明白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总理心情不好，希望集中力量完成这个重大突破，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懂得他、了解他，能让他少费一点心。
之前，他也因为大家不能明白他的意图，发过火。当时是田中角荣刚刚就任首相的第三天，在总理的巧妙安排下，上海芭蕾舞团出访日本，临时换了团长，让熟悉对日关系的孙平化去，传递中日友好的信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海芭蕾舞团东京首演成功，下面罗列了几十个来参加这个首演仪式的名字，都是平时的一些友好人士，最后写了一句，日本文化厅的官员也来了。因为我们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以往中国政府派出去的这些艺术团体，日本政府一般都不出面的，所以那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已经有这种表态，要建立政府关系了，田中角荣方面也有这个意思了。可是《人民日报》头条却只在最后提了一句，我记得那天已经是凌晨3点了，总理跑进来就问，“为什么《人民日报》这样发？把潘非找来”。潘非就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主管国际的，是很有名的一个老记者。那么根据总理的命令，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潘非同志就来了。“潘非，你懂不懂得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这些‘左派’的同志、老朋友你不写也没有关系，现在就是他文化厅来，这是政府的一种表态，田中角荣对我们的一种呼应，这个为什么这样写呢？”潘非说，“总理，我们《人民日报》在日本是没有记者的，我们是根据新华社发的消息。”总理一想，就把新华社的社长找来，总理很生气，“你新华社干什么吃的！懂不懂得要紧跟党中央的思想，紧跟中央的步骤啊，怎么能这样发消息呢？”就很激动。总理很少这么激动，因为大家跟不上他的这个思想，跟不上这个战略步骤，对此他有意见。
周总理在对日外交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叫做“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几十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同中国友好奋斗的那些人，你不能因为交了政府，就把他们忘记了，叫不忘老朋友。但是又要结交新朋友，又说，饮水不忘掘井人。还讲了一个观点，就是对日本的外交，一定要官民并举，以民促官。就是老百姓的力量，这是起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因此要以民促官，官很多时候是靠老百姓去推动的。官民并举，政府的工作要做，老百姓的工作、老百姓的友好更要下功夫。
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我就被派往东京建立使馆，因为之前讲好了，联合声明签订以后，双方尽快各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使馆，那么我作为建馆先遣队，就到了东京。但是总理那个时候已经是为我们国内的事情忙得精疲力尽，1976年初总理去世我也在东京，我是流眼泪流得最多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