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送田中楚辞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来回长城的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扭转的作用的。
大平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好人，虽然是那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但是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1910年生的，姬鹏飞也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谈啊谈，大家都累了。我记得其间总共送了四次咖啡，喝咖啡刺激精神。最后，凌晨2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了，“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我在一旁也有点着急，作为一个翻译，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地进行翻译。但我想起周总理以前曾多次教导过我们，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起到参谋作用，我便冒失地跟姬外长说，“姬部长”，他说“什么？”我怕日本人听到，因为日方也有好几个懂中文的，所以放低声音说：“我看可以了，我看可以了。”他就狠狠地捏了我一下腿（我们平排坐着），说“你少废话”。我一惊，我想，这个话说得太不对了。
但是，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所以姬鹏飞说大平这个人很老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实际上他和田中去商量就是了。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早晨我到姬鹏飞那边送一个文件。他问我，“你在外交部干了几年了？”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你连这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都无权决定行不行啊，你怎么说是可以了，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我捏了你一下。”我说：“是啊，我很冒失，很不应该。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他很爱护我，说：“小伙子，你说的还是对的。只是这个事情我无法决定，那么重大的事情，是要载入史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