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人来说，战胜德国后的首要问题是结束对日战争。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最迫切的心愿当然是要说服俄国尽快参加对日战争。同时，美国仍希望维持战时美苏友好合作的关系，能在联合国范围内实现大国之间的永久合作，共同承担战后维持和平的责任。因此，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是美国所考虑的世界性问题中的次要问题。
英国和苏联的互不信任引发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西部边界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坚持以奥得河为界，其理由是:第一，对波兰来说，从德国取得如此多的领土对他没有好处。“如果把波兰鹅塞进那么多的德国饲料，使它得了消化不良症，那将是可悲的”［18］。第二，过多割占德国土地会使德国的经济陷于困难。因为德国东部是德国人赖以为生的产粮区。同时，对负责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西方大国也是极其沉重的负担。第三，这会使西方大国担负一项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严重的道义责任。
斯大林坚决要求以奥得—西尼斯河为界。第一，波兰应当得到西部土地的补偿。第二，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德国人已经逃离，波兰人正前往那里定居。第三，由于苏军不能既进行战斗，又建立行政机构，所以，苏联让波兰政府执行该地区的管理职务。
波兰代表团在会议上陈述其获得西部地区的理由。第一，东部土地的丧失达18万平方公里，而将获得的西部不超过10万平方公里。因此，战后波兰土地仍损失8万平方公里。第二，波兰在战争中遭受空前的浩劫。“600多万人丧失生命，占全国总人口的22％。国民财产损失占国家财产损失总数的35％，工业企业被破坏60％到70％，农业的损失为35％，首都华沙沦为一片废墟”。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回归，有助于战后波兰经济恢复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奥得—尼斯河是波兰被雅斯特王朝的历史边界。西部地区的收复有历史的根源。第四，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波兰需要以自然边界来划分波德边界。所以，波兰人认为奥得—尼斯河以东土地的回归是理所当然，情所难免的。
波茨坦会议期间恰是英国大选时期。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取代倔强的丘吉尔后，波兰西部边界的讨论出现缓和。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鉴于波兰在苏联的同意下，正管理着这一大片土地，三大国同意由波兰临时管理，以便他们不再就这问题发生争执，但领土的割让留待以后的和会解决。这项建议得到了三国的认可。
1945年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商定:“三国政府首脑重申他们的主张，认为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定，应待和平会议解决。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最后划定前，以前德国之东部领土，即自史温曼德以西之波罗的海沿奥得河至尼斯河西段汇流处，再由尼斯河西段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包括经本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之一部分东普鲁土和以前之但泽自由区域，均由波兰政府管辖。”
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确定，急剧地改变东欧七百年历史。自古以来，东欧就存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向东征服和移民的浪潮。几个世纪积累的民族征服和扩张造成东欧民族界限犬牙交错的复杂局势，由此产生领土纠纷、民族战争、宗教排斥和文化冲突，从而使东欧成为滋生强者、凌辱弱者的温床。18世纪末，俄、普各自打着“解放被压迫的兄弟”和“保护被欺负的臣民”的旗帜，瓜分波兰。1939年，希特勒以但泽问题为借口，斯大林以“解放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为幌子，联手瓜分波兰。东欧盘根错节的历史渊源和理不清、剪还乱的民族关系是多次战争的根源。苏、美、英三大国提出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换另一种方式说，它也是一笔勾销七百年的历史，德国人回到德国，波兰人居住在波兰，东欧的历史重新返回12世纪前的原状。也许这是民族自决原则下较合理的安排。毕竟脆弱的东欧无法承载如此之重的历史积淀。但是，粗糙、冷漠的理性把历史积累的深厚感情置之度外，承担历史巨变后遗症的是波兰人民和德国人民。在随之而来的冷战氛围中，领土的纠纷再次播下两个民族不和的种子。围绕奥得—尼斯河国界，波兰和西德、苏联和西方各自采取不同的立场，导致波德两国历史的变化。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这是波兰与苏联的关系由敌人向盟友的转变，它直接影响波苏边界的确定。1941年7月4日，波苏双方进行正式恢复外交的谈判，谈判中争论的焦点是领土问题。波方要求恢复1921年里加和约所规定的波苏边界。苏方主张按民族自决的原则划分波苏边界。但是，双方对废除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取得一致意见。“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签订的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苏德条约业已失效”。波苏边界的划分问题留待战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