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炸弹
《纽约书评》曾经指出，与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一样，日常袭击针对的是美国的意志而不是美国的军事力量。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使用汽车炸弹攻击美国驻黎巴嫩部队，美国从黎巴嫩撤出了自己的军队。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能冒着海军陆战队再次遭到自杀式袭击的危险继续呆在那儿了。”
反恐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约研究员胡联合说：“如果失事飞机真的试图撞向核电站和总统官邸，那事件的恐怖效果又要升级了。”虽然俄罗斯官方目前并没有对此种猜测进行回应，从8月24日两架飞机相继坠毁，事件未查明的因素就在舆论的想象中延续。无论是飞机坠毁的图拉州、罗斯托斯夫州，还是飞行目的地，在俄罗斯的城市中几无特殊之处。即使是图-154飞往的黑海港口城市索契，也是一个并不奢侈的度假胜地，“官方的高级疗养所也有，大量为普通人设置的疗养院更多”。相应地，平民成为遇难者的主体，利用民用工具袭击民用目标的恐怖方式再次带来震荡。
恐怖活动的社会心理危害一方面因人员、物质受到的客观损害为依据，同时强烈程度和时间长短也会决定民众的心理印象。胡联合说，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怖记忆基本上和媒体大量披露的事件一致，恐怖活动的表演性也随着暴力的升级不断强化。
“9·11”的标志性将这种恐怖表演的示范作用发挥到极致。胡联合说，虽然早期的恐怖分子已经意识到“恐怖主义是暴力和宣传的结合体”，但大多数恐怖组织在袭击方式上都是“以有限的暴力达到最大的影响效果”。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比较活跃的埃及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明确声称在旅游区搞的爆炸活动是“为了打击埃及政府的旅游业，但并不针对游客”，往往等游客离开后炸毁车辆。劫机事件中人质受到的伤害也非常小，有政治诉求的团体为了争取国际同情，不愿意太血腥。“恐怖主义在当时更倾向于成为戏剧，让人来观看”，制造某个事端后马上声明对其负责，“他们希望更多人因恐怖气氛关注到自己的政治主张”。
恐怖袭击的示范性也使互相观望的恐怖组织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基地”组织越来越成为全球恐怖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而坠机事件后第三天，发表声明的“伊斯兰布利旅”的第一次亮相是在不久前的7月31日，当时它在互联网上宣称对前一天试图暗杀巴基斯坦财政部长肖卡特·阿齐兹的事件负责，并表明他们实施暗杀行动的目的是为报复巴基斯坦政府将“基地”组织成员引渡美国。“如果巴基斯坦不停止向美国引渡‘基地’成员，我们将发动一系列猛烈的袭击。”
虽然到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消息的确认，“伊斯兰布利旅”的高调表现成了“9·11”后恐怖组织“泛基地化”的代表之一。一些与“基地”只有零星联系甚至不相干的组织，为了扩大政治诉求的影响力而宣称自己是“基地”组织的分支。事实上，“9·11”后经过国际反恐打击的“基地”组织四处逃散，以前内部严密的垂直结构也退化为扁平结构，新组织真正能够与基地建立直接联系并长期得到资金资助的可能性并不大。
与“伊斯兰布利旅”向“基地”靠拢的姿态不同，被怀疑为坠机事件元凶的车臣恐怖组织与“基地”的联系仅在相对间接的层面。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历史原因使车臣分子拥有强大的基地、武装性强，而落后的经济状况也成为其难以摆脱恐怖手段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