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越南、越共不一直在改革吗？关键是有些“改革”无非是权贵阶层借“改革”之名，洗掠国家和民众的财富罢了。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David Koh认为，越南政治改革滞后对经济发展造成困扰的一个例子是国营企业的糟糕表现，国营企业消耗国家大量资金，也是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另外，总理阮晋勇在2012年新年贺词中承认商业利益极大地干扰了政府决策。如果政府过于救助糟糕的国企，这会让更多的糟糕的国企出现，因为搞不好也不用担心没人救，从而享受政府优厚待遇的国企成了少数权贵牟利的乐园。
越南经济学家Le Dang Doanh谈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这和过去完全相反，过去党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分给农民，现在把土地从农民手中以极低价格征收过来交给私人投资者。
越南官方的纲领、口号、大会文件总是很吸引人，但不能过度诠释这些官方言辞和寄希望于党的某些重要会议，这些会议的主题有时不过是官职分配和利益往还。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Martin Gainsborough认为越南将向何处去不取决于党的政策文件如何说，而是取决于众多的现实政治因素。
政治走向：不会有分水岭和里程碑，过程将是渐进】
最近缅甸局势的发展，使得把缅甸和越南联系起来观察有一点意思。2010年10月越南主办东盟年会时，阮晋勇总理还在敦促缅甸举行让所有政党参与的民主选举；而由于缅甸政治开放步伐加快，问题回到越南一边：越南是否愿意举行“让所有政党参与的民主选举”。
对此全球政策研究所（GPI）的一名研究人员Loc Doan评论说，越南的政治开放环境未必比缅甸好，越南没有昂山素季这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也没有吴登盛这样开明的官方领导人。但另一方面，越南的政改压力也比缅甸小，越南不像缅甸那样面临着沉重的国际制裁，越南“革新开放”也让大批民众得到了实惠。他认为能够对越南政治改革进程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是美国。越美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越南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国的战略安全合作。
不过Loc Doan也认为，越南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两国间的海洋争端使越美关系走近，但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仍是越南的头等大事。除了经济上两国间有许多合作之外，越南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打交道也比与美国打交道要舒服得多。
关于阮富仲“不改革就死亡”的警告，曾久居越南的澳大利亚学者Adam McCarty说，他并不认为这会带来多大变化：对越共来说，政治改革不是其执政合法性的考量重点，经济发展才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做基础就无法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它的合法性思路；这套思路固然很稳健，但也有问题，例如越共的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效率和打击腐败，但是若想打击腐败却又不想提高信息透明度，这是行不通的。他认为越南的政治发展历程不会有分水岭和里程碑，其过程将是渐进式的。
另外，阮富仲本人的作用也存在不确定性。他过去给人的印象是书生气和学者派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但在官场上他与同僚相比并不突出，性格上既不果断也不超越常规，他被选中做领导人是因为他的清廉和处事稳重。但是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使人发生变化，现在越南社会和越共都处在十字路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需要依据新的社会契约重新构造，这位看来只能做一届领导人的理论家心中有没有暗藏的宏伟抱负？也许有，也许早就没有了，也许有没有他自己也决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