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政改的底线
越南是世界上仅存的5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一，其党员人数（约350万）仅次于中共。继2002年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之后，在2011年1月越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将离任的总书记农德孟也明确表示私营企业家可以入党。这表明越共的属性正在变化，它试图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试图摆平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为了维护其执政地位，越共近年来推动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让国会更加富有活力和实行更多的党内民主。
让国会更有活力的一个例证，是2010年国会投票否决了由总理阮晋勇提出的价值560亿美元的连接河内与胡志明市的高铁计划。但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Adam Fforde博士认为越南国会有点像英国的上议院，有激烈的辩论，但没有实质性的立法权力。
越共对国家的领导权已经写入越南宪法，因此活跃国会议政气氛也是从维护越共领导地位考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自国会的批评有助于越共了解民意，避免犯愚蠢的错误。路透社记者John Ruwitch甚至认为这种批评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化妆品”。不过他也承认，越共的党内民主确实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例如他在2010年9月报道说，越南第三大城市岘港有权选举市委书记的人从过去一个很小的委员会扩大了6倍，达到300人。这300人对于一个有1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是一个进步。
每5年举行一次的越共党代会是其协商式统治的重要交接点。目前在越南，越共总书记一职由全国党代会直选产生，总理一职则由国家主席提名。在越南，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由此看来越共总书记在“四驾马车”体制中并不是格外突出。现任总书记阮富仲今年已68岁，看来只是过渡性人物，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他甚至只是一个平衡各方势力的权宜性安排，证据就是尽管他在党代会的政治局委员投票选举中得票率只居第8位，却最终被选举为总书记。
面对一个日益活跃的社会，越共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也有自己的坚定的底线。例如，要求进行司法改革的知名律师乐聪亭在2009年6月被捕，2010年1月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5年监禁。
英国广播公司2010年7月报道说，越共享受了经济开放和外国投资的好处，但在党内进行争论是一回事，反对这个党是另外一回事；每周二媒体老总们都必须参加官方举办的简报会，听取什么是应该写的和什么是不能写的。该报道说：越共可以接受清谈式民主，但不能容忍反对其领导地位的活跃组织的存在。为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越共还积极吸引年轻人入党。据官方数字，2005年加入越共的17万人中，60%年龄介于18~30岁。不过该报道也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国际援助与国际投资使越共的领导能力得到改造，使它变得更有活力；大部分越南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只要这种状况仍可持续，那么政治上不大可能出现巨大变动。
在越南街头的宣传标语上，写着谜语一样的文字：“党是领导者，人民是主人，政府是管理者。”
“官民蜜月期”正在终结？
越南“革新开放”的成果之一是中等阶层人数的扩大。《时代》周刊2006年10月报道说，伦敦一家市场研究机构驻胡志明市常务董事表示，越南比外界想象的要更富裕一些，但究竟有多富裕我们确实不知道，该机构的研究显示，胡志明市的一户普通家庭，其消费支出是它所声称的收入的2.5~7倍；越南的中等阶层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2007年荷兰的市场调研机构AC Nielsen估计，越南6个最大城市的人口消费占了全国总消费的40%；另外越南近年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迅速增长，2003至2008年间，大专院校学生数量翻了将近一番。该报道说，当一个国家有了中等阶层，它自己就能自我强大起来。
“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几个国家都以年轻人口居多，越南的人口也相当年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Michael Auslin最近披露说，越南8700万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27岁。崇尚变化和多样化的年轻人对刻板的政府有着天然的不满。《经济学人》2011年1月曾报道说：2010年底（越共十一大前夕）当局对社交网站进行封锁和限制某些功能，让社交网站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网民非常愤怒，而当局表示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谣言”。尽管当局按其惯性仍然喜欢管制媒体，例如在2010年10月河内庆祝建城1000周年活动中因放焰火导致4人死亡，当局对这种事情都想“保密”，但手机 用户早把此事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传开了。
越南社会还有一个特点是3/4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其中信佛教者约5000万，信天主教者约600万（越南的天主教教徒在东南亚仅次于菲律宾），此外还有浸信会教徒、和好教教徒、高台教教徒等。越共不反对党员信仰宗教。宗教界的独立意识比较强大，它们并不只是躲在寺庙教堂的小天地里，而是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服务对象包括病人、流浪儿童、文盲，从而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人。然而当局并不一定喜欢这样。
2011年12月，越南官方公布该国人均GDP为13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越南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原先被抑制的社会都会“苏醒”。而近年来全球经济衰退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越南影响较大，导致了罢工事件大幅增加，农民反对强征土地的抗争也此起彼伏。自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的官民蜜月期可以说正在终结，越南社会进入了矛盾尖锐的高风险期，原先被掩盖和抑制的矛盾集中爆发，对越共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也是2011年12月阮富仲发出“不改革就死亡”警告的深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