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受欢迎的是给了人们言论自由。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但苏共的公开性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提出应该制定出版法，但直到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才出台。在公开性的气氛下，苏共长期掩盖的历史错误被揭露出来，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苏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只能宣布与斯大林体制划清界限，试图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依据。
匆忙上马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考虑不周，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政客们忙于向民众许诺和夺权，经济被弃之不顾。戈尔巴乔夫的实践表明，列宁关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现代社会行不通，即使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也无济于事。
苏联本是联邦制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盲目相信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直到各地区民族运动发展、分离主义出现时，才被迫把革新联盟提上了日程。
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苏联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此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在各共和国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只能步步退让，把苏联变成了主权国家联盟、独立国家的联邦，但各共和国还是不接受，最后三个斯拉夫国家一纸协议宣布了苏联的终结。
纳扎尔巴耶夫曾说：“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它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戈尔巴乔夫最后尊重了各民族要求独立的权力，没有用武力捍卫国家的统一，使联盟和平分家，避免了发生南斯拉夫那样的流血冲突。
苏共自身未能更新，被民众抛弃
苏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管理国家的机构。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而是管理国家的问题。
以党的民主化推动社会的民主化是此时最适合苏联的途径，但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不相信党，他认为党内官僚是改革的阻碍，他要用社会民主推动改革。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对民众极其不满的苏共干部特权进行改革。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特权，而且还不满足于这些特权，还在为自己建造新别墅。苏共的特权制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路，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戈氏意识到了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但他没有找到苏联体制的替代物，其最初的改革只是修补旧体制。1990年后在社会激进情绪的推动下，他才开始根本改变原来的体制，但党内的保守势力制约他向前走，社会的激进势力又嫌他走得太慢。戈尔巴乔夫左突右击，艰难前行，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打断了他的改革进程，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根基是不可能牢靠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这是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