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自豪感
相比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在改造社会风尚方面的手段也不遑多让。法西斯独裁者都对召集盛大的游行乐此不疲，可是在我们翻看墨索里尼时代的游行照片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参加活动的意大利女性，着装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军装制服、运动服和各地区的传统服饰，尤其是穿着传统服饰的女性，会佩戴各种不同的首饰装饰，比如项链、耳环甚至蕾丝披肩、宗教装饰，盛装出行，与我们印象中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的要求大相径庭。
怎么解释意大利女性在游行中展示的不同着装风格呢？有的风尚专家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反叛个性，是一种对大众选择(毫无疑问，制服风格是当时最“保险”的流行)的反动。不过，更多学者则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策划的风尚改造工程。服装史学家Patrizia Ribuoli在其著作《法西斯政权下的国家制服》中这样评价：“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时的政权允许女性穿着地方服饰，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产物：捍卫传统，国家才有荣誉感。”
1932年，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旨在监督国内时装生产和创新(尤其是每年两次在都灵举办的时装发布)的政府机构：EAMPNM(Ente Autonomo Per La Mostra Perman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两年后，机构更名为ENM(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负责组织和推进全意大利的时尚工业生产，并督导女性穿衣风格。
事实上，ENM的一个重要工作原则，就是去说服女性顾客和制造商从意大利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于是，各个地方的传统服饰，被当作“真正的意大利文化”而大力推广。政府开始创办机构，推动各地区与时装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如珊瑚加工、刺绣、蕾丝、草编等等。地方传统服饰再也不仅仅是一种服装饰品，而成为了爱国主义、国家自豪感的代名词。
从当时媒体长篇累牍宣传的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墨索里尼政权希望通过强调民族传统，培养国家自豪感进而与“危险的”国际社会相抗衡。例如当时有文章写道：“乡村服饰是意大利最主要的风格，而它曾经被都会风格驱逐。……只有穿上这些衣服，才能找回对国家的神圣记忆和精致而诗意的生活。”
研究这段时间意大利风尚的Eugenia Paulicelli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依靠着杂志上那些充满魅力的模特(其中甚至有王室成员)，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警告那些去巴黎(当时欧洲的时尚中心)购物的富裕女性：你们是有罪的。”
与纳粹德国相似，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也捧出了一位“女性形象”代言人——玛丽·乔西(Marie José)，当时意大利王子翁贝托(Umberto)的妻子。她身穿典雅的意大利式传统长裙的照片，经常在时尚杂志的内页中，引得意大利女士们趋之若鹜。在塑造国家形象和后来的二战中，她的表现都能用“长袖善舞”形容。不过，华丽优雅的时装没能给她带来一份满意的婚姻。玛丽·乔西与翁贝托王子相处得并不融洽，随着战后意大利王室的衰落，两人也早早地劳燕分飞。
依靠推广传统服装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自豪感，的确让墨索里尼政权尝到了一些甜头。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不少意大利女性毅然捐出自己的首饰，以资军费。但这并没有把意大利推上强国之路。
1945年，愤怒的意大利人将墨索里尼的尸体悬挂在米兰罗雷托广场上。墨索里尼妄图通过古典意大利服装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变成了他的坟墓。
战争开启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大大超出二战的界限，一直弥漫至今。二战之前，制服风格、军装元素绝少出现在女装潮流之中，而自1945年以降，军服风潮被设计师大书特书，尤其是冷战阴霾愈来愈浓的六七十年代，或者“9.11”事件之后这样敏感的时间窗里，女装中的制服元素更是频频出镜。墨索里尼欣赏的典雅、高贵的传统气息，为战后“意式风格”的勃兴打下了基础，手工业保护政策也确保意大利时装产业能迅速复兴，并捧出瓦伦蒂诺、费雷、阿玛尼等一系列时尚大师，重新占据欧洲时尚中心地位。
虽然无论军装元素还是传统民族风格，都成为二战之后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但我们绝无理由把功劳记在极权主义账上。只有植根于自由意志，时尚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依靠权力、暴行、诱骗、洗脑，肆意强加于全体国民身上的“美”，那是远比丑陋更丑陋百倍的东西。(作者：刘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