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咏》细说中央乐团40年

　　打破大锅饭铁饭碗
　　周光蓁对记者说，他为写作此书前后多次往北京访问李德伦、前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和文化部前部长周巍峙等，并约乐团老乐师聊天，目的很简单，只是为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过往四十年的乐团历史。此书出版时，李德伦已去世，李的家人看过《凤凰咏》后不甚满意，觉得周光蓁把“李大爷”写得不够正面。
　　“我很抱歉，但我必须为历史而写。”周光蓁说自己永远忘不了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那一天，他在深圳遇见李德伦，提及对中央乐团历史感兴趣，李说：“你要是想了解，就来北京找我吧”。
　　周光蓁于是去了北京，在医院病房见到李德伦。李德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三个人的名字：李学全（乐团长笛首席）、刘奇（巴松管首席）和章棣和（双簧管首席）。三人均为乐团资深乐手，不过李、刘两人反对李德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搞乐团改革。“但李大爷仍然让我去找他们，”周光蓁说：“因为他们能告诉我中央乐团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什么。”周光蓁说，李德伦是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会不知道着史切忌自说自话这一道理。
　　于是，书中呈现的部分内容，或许与读者惯常印象中的有些出入，比如乐团改革路途中的阻障，以及关于“通俗”和“高雅”的争辩。
　　“文革”十年间，中央乐团一个西洋音符也不曾演奏，在江青等人的干预下，成为样板戏的专职伴奏乐团。不过，从一九七九年起，卡拉扬、小泽、斯特恩和曼奴轩等知名音乐家相继来访，这其中，也见出改变和进取的趋向。在那个“上下一心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年代，中央乐团参与改革似乎也是题中之意。原本，一九八○年八月一次座谈会上提到了三个建议，包括成立轻音乐团和以国家收购方式扶植交响乐创作等，但李德伦事后又在《人民音乐》上撰文，提出“成立演出公司”和“乐师按水平定工资等级”等更为“超前”的建议。李的这些建议，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传统固有帮助，但对于早已习惯平均分配的乐手们来说，远非乐事。而且，考核过程的不透明，也成为乐团成员诟病管理层的话柄。
　　正统与通俗难取舍
　　事后证明，中央乐团不少老团员对李德伦的不满，大多因为他一手推行了中央乐团的“机构改革”。原本锐意进取的改革，最后竟改得“人心涣散，腹背受敌”，这也是李德伦本人不曾想到的。由一九八○年起，乐团尝试排演之前未曾演奏的作品，并坚持不再送票，“让真正的知音来听”。可那年初的新年音乐会，李德伦执棒一场法国交响乐作品，却发现“观众只有一半，前边的座位都空?”。
　　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流行和通俗音乐在国门渐敞后渐走入国人生活，古典音乐市场反倒渐趋萎顿。如何平衡通俗与高雅，也成为摆在乐团众人面前的问题。彼时李谷一等人的轻音乐团在外巡演有声有色，也为乐团增加了不少收入。可李德伦为“坚持正统交响乐”，不惜将自己亲自聘入乐团的李谷一请离乐团，只因当时李谷一的唱法，已开始偏离传统美声的路数。
　　可这样的坚持，或也令到中央乐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在财政上陷入比较尴尬的局面。书中引陈佐湟的话，说某次一个小偷撬开中央乐团的钱柜，发现里面只有四百多元。改革，不易团结；不改革，则求生难。彼时的中央乐团有种“站在十字路口去向不明的失落感”。当时的中央乐团合唱团谢明对《北京日报》的记者说：“一场演出下来，累得精疲力竭，瞅着那四块钱（演出费）心里发笑。”要知道，当时一个歌星的出场费，可能高达三、四千元。
　　资金掣肘的情况下，唯选择自救，于是有了一九九○年初的“波普音乐会”。乐团一改往日西装燕尾服，换上套头衫，演起《养鸡场》和《乱世佳人》之类的电影配乐来。这样三场音乐会下来，每位乐手进帐七百元。可李德伦却不满意，称呼波普音乐为“小儿书”，透过媒体要求政府支持严肃音乐。于是，又是一通关于“波普算不算高雅艺术”的争论，尤让人想起当年李谷一等人的轻音乐团。
　　全书以李心草指挥马勒一音乐会作结，时间停留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可以说，这个成立于建国初，演过贝多芬也伴奏过《沙家浜》的乐团，至此已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央乐团不复存在了，可关于严肃和通俗之争，关于商业与艺术的辩论及平衡，仍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