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习仲勋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习仲勋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年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1月，在周恩来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八年“监护”岁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