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经过战争的实际经验，那些中兴名臣都认识了西洋武器的厉害，于是，洋务成一时大事，中国在这一场大战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者与他者之间，第一次有了整合。从此以后，“我─他”的易位，即是一步一步开展，而传统“华─夷”、“汉─满”的内部分野，也逐渐失去了意义。

　　下一个阶段是“维新”运动。无论康有为如何将“维新”的思想源头诉诸孔子托古改制，及将《大同书》的源头诉诸公羊学与《礼记.礼运》，参与维新运动诸人，毋宁承受了西方政制的影响，也承受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冲击。这次运动，“中学为体”的口号，又一步淡薄了。中国的“我”，却成为当时保守人物的专用品，因为他们将“维新”贬为“变华为夷”、是大逆不道的改写祖宗制度。

　　这一泾渭分明的对立，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教育并不十分普及于全民时，大众文化通常只是上层精英文化的稀释形态，其价值系统，大致会经过长期浸润，深入人心，但并不具有反省的机制。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而深入民间的大众文化。

　　当时，西方文化的先锋，以传教方式，随炮舰而来。基督教的教义与仪节，对中国内陆的乡村百姓，是十分怪异的事物。教堂吸收的早期信众，又颇有人依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中国北方内陆的乡村，接触洋人较南方沿海为晚，北方农村经济并不十分富足，教堂与若干不肖教民的行为，往往直接伤害了乡民的利益。

　　文化与经济两个方面的冲击，使当时中国北方内陆乡村，从怀疑转变为敌意，终于坚持“我者”的立场，排斥无端入侵的“他者”。他们能够凭借的文化资源，不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因此撑持“扶清灭洋”的力量，只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依附在秘密宗教的符咒与法术，冀望自己能有超凡的力量，消灭外来的“他者”。

　　满清宫廷的权力斗争中，一些守旧亲贵，引义和团为助，更使义和团的团民自以为是。这一运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乃是“我者”的幻灭，中国上下，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对西方的“他者”，由畏生敬，“崇洋媚外”之外，只剩下族群意识的坚持。民族主义情绪化，一方面可以长久维持抵抗外侮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导致色厉内荏的虚骄。两者都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断出现。

　　义和团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团，本有相当渊源，但其反对洋人，又呈现为扶清灭洋，这一转变，在稍后的革命运动，兴中会以“驱逐鞑虏”为号召；民国建立后，却以“五族共和”团结中国诸族。两次运动的认同，都是前后易辙，从传统华夏与夷狄的族群文化认同，转变为中国与共同体的团结认同，其转变的关键，则在于面对了另一个强大的“他者”，原来的文化认同，在文化差异更大的“他者”前，已由矛盾转化为一致。这一转变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乃是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从洋务运动到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建设，中国逐渐发展了现代的工商业，其规模与当时几个主要的国家相比，诚然十分不足。但在中国内部而言，现代工商业集中的地区，包括铁路、轮船航线，所及诸处，文化与社会，均呈现“都会化”现象，而且居民也趋向于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的城乡之间，生活方式是有差别，但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层。民国以后，中国城乡之间，现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都会地区及沿海，则与内陆及乡村，形成严重的差异。占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前者，相对于内陆与乡村，已是另外一个世界。两者形势的优劣，判然可别。优势的地区，尤其社会的上层，已认同于西方文化；而弱势的内陆与乡村人口，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是在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传统中国。

　　中国已划分为面貌与内容都有严重差异的两个中国，于是，过去华夏─夷狄的“我─他”，已不存在，新的“我─他”对立，竟是涵盖文化、经济与社会诸层面的歧异与对立；优势阶层自诩为“现代”，而弱势人口则不满的情绪日益加深，甚至对于那些优势阶层，有完全陌生的“异化”。

　　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精英选择了完全转向。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与理性主义的现代科学，取代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亦即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科学思考也不再将在道德性的“道”与认知性的真理之间，混为一谈。

　　这一个抉择，从那时到今天，切断了中国现代与传统间的延续。于是中国文化精英的“我者”，毋宁是普世性的现代世界；中国原有的“我者”，则异化为历史遗留，相对于“现代”，传统乃是“他者”。

　　二十世纪的前面三十多年，中国努力进入世界，但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历史太长久；中国选择了转舵向西，不过是城市与精英的中国在转向，另一个中国，乡村与基层的中国却还是转不过来！